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蓬勃发展既是以国际奥委会为首的体育界人士锐意进取、不断探索的必然，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使然。但是奥林匹克运动这首高昂猛进的乐曲中仍然夹杂着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其中之一便是兴奋剂问题。

    兴奋剂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的第三届现代奥运会上就有人服用兴奋剂。二战以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以全新姿态步入奥运殿堂，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垒在奥运会上的显影也日渐清晰。两大阵营为了显示各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千方百计谋求在奥运会上获得较好的成绩，其中不排除使用兴奋剂的可能。1960年，丹麦的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在比赛中因为服用兴奋剂而猝死，引起了世人的警醒。80年代以来，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兴奋剂在圣洁的奥运殿堂泛滥成灾，1988年约翰逊的丑闻更是把这一问题推向了极致。那么导致服用兴奋剂之风愈演愈烈有哪些原因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的三点：

    第一是名利的驱使。奥运会在80年代以前山穷水尽，之后由于商业化的成功运作而柳暗花明。这样，奥运会从“丑小鸭”摇身变成“白天鹅”，毫无疑问，奥运会变成了一块硕大无朋的广告板。世界单项锦标赛成绩不亚于奥运会的成绩，但是锦标赛冠军的名与利则和奥运会冠军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国家对奥运冠军的奖励层层加码，一些国家还辅以奥运冠军较高的社会地位。美国《体育画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回答“如果你使用一种兴奋剂能够在奥运会中获胜，你会不会使用”的问题时，198人中有195人回答会使用。

    第二是科技的促动。兴奋剂是科技的畸形物，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它为兴奋剂的合成和更新提供了可能。这样兴奋剂就滋生蔓延开来，一发而不可收拾。1968年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兴奋剂只有8种，而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飚升至107。

    第三是反兴奋剂的滞后。因为有运动员瞒天过海，获得既得利益的先例，因而不少运动员纷纷效尤，铤而走险。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劣币驱逐良币”。只要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逍遥法外，那么其它运动员不会循规蹈矩，只会跟随模仿。

    兴奋剂所造成的危害无需赘述，这里权且引用萨马兰奇对服用兴奋剂的一段评论，“服用兴奋剂……首先是生理上的死亡……其次是肉体上的死亡，此外还有精神上和理智上的死亡……最后是道德上的死亡”。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并未置若罔闻，而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1961年成立的国际奥委会医务委员会1968年就着手在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查，1989年国际上还成立了以国际奥委会为首的反兴奋剂的组织。但是，兴奋剂问题仍然困扰着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个痼疾，国际体育界人士也深感棘手。导致这种尴尬窘迫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反兴奋剂永远处于尾随状态。一位哲人说过，当几个人涉及某一纠纷时，法律不会产生，而当几千人，几万人涉及这种纠纷时，法律才会产生，反兴奋剂工作也是如此。当一种兴奋剂被列入违禁药物时，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享用了其巨大的效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用兴奋剂和查禁兴奋剂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差。

    第二是国际上并没有真正形成一股反兴奋剂的合力。西方国家标榜自己是“卫道士”，但是事实上他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对其它国家个别的兴奋剂事件无限上纲上线，夸大其辞，对自己国家的兴奋剂问题则睁眼闭眼，轻描淡写。如1996年奥运会上，爱尔兰女游泳选手获得了3枚金牌，美国舆论对此进行了无端的猜疑，美国一家著名的电台更是对中国代表团就兴奋剂问题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而事实上，犯有前科的美澳两名游泳选手堂而皇之地参加了这届奥运会。这里明显带有欧美中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痕迹。

    第三是技术力量和经费的困扰。到目前为止，诸如血液回输的检测问题在技术上还不能完全解决。另外，作一个兴奋剂检查花费不菲，汉城奥运会在兴奋剂检测上就花了300万美元，因而兴奋剂检查不能“普查”而只能抽查。此外，国际奥委会认可的24个兴奋剂检查中心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个文献报道说，对同一批样品抽样，一个检查中心查出有8份含有兴奋剂，而另一个检查中心则认为有50份。这阻碍了反兴奋剂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外，反兴奋剂工作还受到法律的困扰。国际奥委会和国内法、国际法的关系一直不能理顺，某些运动员不服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和国际体育组织对簿公堂，居然胜诉。这种公然的对抗行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行动哲学，当这种改革进入实质阶段，进入“深水区”之后，以前被“冷处理”和避开的兴奋剂问题如今已积累成疾，成为萦绕奥林匹克大厦上空的一朵乌云。显然，单方面强调检查收效甚微，仅起到有限的震慑作用，国际体育界人士应该携手，从教育等方面入手，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曾发表于《中国学校体育》1998年第1期，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