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能使读者一方面了解陈奂生性格中的勤劳、质朴的中国农民的传统优良品质，同时也看到了他的自卑、自欺、猥琐、狭隘等性格缺陷。陈奂生作为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穷苦农民形象，转轨型的际遇使他花了五元钱高价而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到“拾到了非常便宜货”。他对招待所的物品，先是十分怜惜而后又任意作贱，这种“自欺”行为其实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种和延伸。与阿Q比较，陈奂生所处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不能与阿Q的时代同日而语，但是，这个时代的负面的东西却很顽强地表现在陈奂生的身上。比如农村的落后、闭塞、贫困、愚昧等第。因此，就形成了陈奂生性格特征的劣根性的东西。陈奂生的典型性格，较之阿Q 更有典型意义。因为我们从陈奂生的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农民，而是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

但有些同学却认为陈奂生与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俩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也不同。阿Q精神，即精神胜利法只能是在残酷的封建统治社会里产生，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农民，社会地位大大提高。陈奂生有家有屋，家庭经济状况也大大改善，因此，他在城里的行为只能算是精神安慰法，而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究竟陈奂生的身上是否仍游荡着这种“古老的灵魂”？如果是肯定的话，它又会以一种怎样的形式存在？

要判断陈奂生性格中是否存在着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必须了解阿Q性格中的典型性格——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封建统治的产物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麻痹，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在鲁迅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打开《阿Q正传》，在诙谐的形式之下，我们立即看到了阿Q的悲惨命运。他无家无室，“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舂米、撑船。在旧社会里，他是处在最底层的人，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封建统治者不但剥夺了他的生产生活资料，甚至连一个姓氏也不准他有。作为生活在严酷封建统治下的一个农民，他一方面是落后、无知、麻木，另一方面是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但又找不到反抗的道路，于是他表现出了自高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不肯正视现实，只求在精神上取得自我安慰，这便是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

阿Q是一个农民。农民，作为劳动者，就具有勤劳、质朴、勇敢等性格，并且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就必然具有反抗性和革命性。作为一个阶级来看，他的经济地位极为不稳定，经常处在分化过程中，导致他们的思想极为复杂，寻找的道路也不一样。在农民中占绝大部分都是贫困农民，在统治阶级的重重压榨下，生活极端痛苦。有的人被迫揭竿而起，与封建统治阶级英勇斗争；有的被迫占山为王，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子；有的安分守己，像木偶人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困顿终生；有的人受封建迷信的影响，求神拜佛，寄希望于渺茫的来世；有的人在重重的统治压力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不敢与压迫者作斗争；有的虽然作了斗争，但失败了，于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便制造种种理由在精神上聊以自慰。后面那几种敢怒而不敢言、以种种理由聊以自慰的思想意识，就是在农民阶级中产生的精神胜利法。这种思想意识实质上就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懦弱性和涣散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小生产者自身会产生的一个思想意识。

农民阶级里的精神胜利法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烈的阶级性，所以有些人认为农民的精神胜利法是来自封建社会，在当今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何其芳同志在谈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时候，曾经说过：“精神胜利法未见得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有产物和统治思想，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见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所以某种典型的性格所反映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他所体现的某种阶级特性的社会自然是存在的。比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曾经指责某些共产党员的身上还存在着奥勃洛夫的精神。这并不是说明奥勃洛夫性格是超时代、超阶级的，而是说明这种顽固的精神意识可以跨越时代，在新时代和新阶级中仍影响着某一些人。

陈奂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位新时代农民，生活在一个土地公有制、当家作主的环境下，要解释陈奂生身上存在的精神胜利法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陈奂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阿Q所处的典型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但作为精神胜利法所具有的顽固性和传递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仍是一个阶级社会，作为陈奂生仍属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特征，从这些考虑，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更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细致考究高晓声所要如此描写陈奂生形象的意图。

《陈奂生上城》虽然写的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的一个贫困落后农民，作者对他虽予以同情，对他的勤劳、淳朴表示赞扬，但描写他的精神胜利法决不是欣赏，而是带点揭露和批判。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农民在封建统治下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具备了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然而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酝酿的奴性思想和精神胜利法就像毒菌一样传播到各个阶层中去，成为时代巨大的精神病态，在民族性上打下了深深的灰色的烙印，至今仍腐蚀着整个民族。因此，精神胜利法与其说是农民阶级特有的思想特征，倒不如说是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产物。

走进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像排山倒海一样直涌中国。中国旧社会急剧解体，但处在濒临崩溃的封建统治却是一个领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老大帝国，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各种各样妄自尊大的陋习，成套的封建道德观念。不曾想到战争一起，黄金梦破碎，老大帝国的光荣史过去了，却在脑子里留下了自大的幻影。旧的路走不通，新的路没法走，也不愿去走，在濒临崩溃破碎的现实面前，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

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存在其有等级制度的阶级里。重复上面提到的，社会主义代替封建社会，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没落的社会制度必然会淘汰一些属于旧制度的产物。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仍具有等级制度，而又根据精神胜利法的特点可以推论：旧时代虽然无声地过去了，但这在封建社会里产生的阴影像幽灵般存在新时代的生活中。

高晓声正是抓住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些特点，创造出了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号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觉悟起来，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当家作主的时代里，杜绝和消除封建阶级的产物——奴性思想及精神胜利法。

正如作者高晓声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