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担任驻外记者的机会，王殊走遍了世界的五大洲，８０个国家，其中很多还是作为第一个来自新中国的人到了那里，也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重大事件，采访过很多重要的人物。至今回想起来，那时新鲜而又紧张的驻外记者生活好像历历都在他的眼前，难以忘怀。而在黑非洲的一段驻外岁月，更为王殊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传奇色彩。
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的威望和影响在世界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增加很快，大多是驻东欧各国及亚洲国家的分社。当时，我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建交很少，通常新华社会派记者去打前站，设法建立新华分社。进入南亚组工作后，王殊预计自己将来有可能到南亚某个国家作短期访问，也有可能去那里担任常驻记者。
１９５５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王殊到先于会议举行而设置的亚非会议临时报道组工作。亚非会议胜利举行以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增加了来往和接触。当年，国际贸易促进会组织一个贸易代表团赴叙利亚、黎巴嫩访问。王殊随贸易代表团出国访问。此次出访，王殊到了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当时，新华社在派出一个长驻记者之前，会先派其随代表团出国一两次，见识一下国外的情况，了解一些外国的生活。王殊认为这种实际训练的办法对驻外记者很重要。他随贸易代表团赴中东访问这半年的实战学习采访中，便学到了不少做驻外记者的知识，“怎样交朋友，开展对外活动，写好新闻；如何办签证、记者证，发电报电传，如何住旅馆、买火车飞机票，办招待会和宴会等。这些事情不论大小，对驻外记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果然，从中东访问回到北京，在家里只休息了几天，王殊接到通知，总社批准他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去担任常驻记者。卡拉奇城市不大，但新闻竞争很激烈，这是王殊初到卡拉奇时的强烈印象。在卡拉奇的新闻同行那里，王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新闻的时间性。“只要事情一发生，他们就赶到现场去采访，而且当场把消息写好，用电报传到报社和通讯社去。”王殊也和当地的记者一样，尽量赶到现场去采访，带着打字机当场把消息写好，立刻送到电报局去发回国内。
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黑暗的大陆”。亚非会议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和争取独立的运动的浪潮正在高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各国家也酝酿着民族解放和独立大计。１９５８年，王殊回北京参加分社会议时，得知总社在西亚、北非已建立了好几个分社，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也建立一些分社。而领导们选择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人选时，眼光落在了王殊身上。调令一下，便意味着上一阶段的结束与下一阶段的开始。王殊担负着国家使命，单枪匹马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对于自己能去那儿建立分社，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进程并且向国内外的读者作报道，王殊感到很有意义，也十分高兴。在那儿，他开创了一批新华社驻外分社，留下了“外交尖兵”的美称。而且，他那个阶段的工作，也参与、见证了中国与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交的前前后后。
去黑非洲之前，王殊对那儿的情况完全不清楚。至于先到哪个国家去，王殊和新华社国际部及外交部新闻司商量了多次，才决定先去已取得了自治地位的加纳。加纳总理恩克鲁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还要在加纳首都召开非洲人民大会，并且加纳曾派出以农业部长科佐?博齐约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过亚非会议，同中国代表团有过一些接触。此外，加纳已在开罗开设了使馆，办理签证事务，不像过去那样请英国使馆代理。
１９５９年２月初，经过１７个小时疲劳不堪的飞行，王殊终于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但他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必须在两个月以内办好常驻加纳的签证。第二天一早，王殊拜访新闻局长，领取记者证后马上投入工作。那时国内对非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王殊就从加纳的国家大事到经济生产，从社会生活到风俗民情，无不涉猎。采访稿件发回国内，命中率极高。与此同时，他还寻找一切机会商议在阿克拉建立“新华分社”，他请新闻界朋友帮忙，拜会了加纳新闻部部长巴科，巴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并谈起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恩来总理，他对周总理的印象很深。王殊提出常驻加纳的请求，巴科表示非常欢迎。两个星期过去，加纳正式同意新华社在阿克拉设立分社。前后仅一个月时间，王殊就顺利办妥了设立分社的手续和获得了常驻签证。第一个在黑非洲的新华分社终于成立了。阿克拉那时没有中国饭馆，王殊花了两天时间用自己不怎么样的厨艺做了一桌中国饭菜，请新闻部的官员和新闻界同行来大吃了一顿。
在筹建加纳阿克拉分社的同时，王殊立刻到加纳以西的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去采访，了解在那儿建立分社和常驻的可能性。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新闻部的官员、民主党的负责人士和新闻界同行友好热情的接待。在最后一天，杜尔总统还接见了王殊，杜尔大大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精神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令王殊高兴的是，当他向新闻部长提出常驻和成立分社的问题时，对方很热情地表示欢迎王殊任何时候都可以来。１９５９年５月底，王殊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参加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在会上，王殊广泛结交朋友，特别结识了不少几内亚邻国的代表。回阿克拉之前，王殊在新闻部长的热情帮助下，新华社驻科纳克里分社成立了。
新华社驻非洲的两个分社相继建立，打破了中国与非洲长期相互隔绝的局面，而王殊身兼二职，在阿克拉与科纳克里两头来回跑。在两国设立新华分社的基础上，不久在外交上又有了重大突破。
１０月４日，中国与几内亚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并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对这个地区即将独立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的报刊曾直言不讳地说，不能让中国人在这个地区取得“立足点”，现在已打破了。王殊在这地区的采访工作也越来越多。１９６０年１月，王殊采访了在突尼斯市举行的第二届非洲人民大会，之后采访在几内亚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紧接着又去采访多哥于４月２７日举行的独立庆典。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加纳举行成立共和国和恩克鲁玛担任总统的庆祝典礼。典礼结束后，恩克鲁玛接见了中国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当天晚上，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到旅馆会见了柯华大使，只谈了半个小时就达成了建交的协议。然后，双方在草拟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上分别签字，这样两国建交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开创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史上的最高纪录。等柯华把建交公报交给机要员准备发报向国内报告时，加纳电台已在广播这个公报了。回忆起一年多前初来阿克拉的情景，王殊不禁感到非洲形势的发展之快。
之前的６月３０日，在几内亚北面的法属苏丹和西面的塞内加尔组成马里联邦宣告独立，并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庆祝典礼。王殊去苏丹首都巴马科见识了一下这个长期被封闭和隔绝的内陆国家。在巴马科，他和新闻部实际负责人、国务秘书戈洛戈成了好朋友。联邦成立两个月后，两个国家发生了分歧，塞内加尔退出了联邦。苏丹总统莫迪博?凯塔在９月２０日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１０月份，王殊再次来到巴马科，热心的戈洛戈给王殊安排好去见凯塔总统。法文说得不好，还要用法文同凯塔谈话，王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而且凯塔的办公室又在很高的３楼，我走得急了一些，所以在凯塔办公室坐下来时还是气喘吁吁的。凯塔很和蔼，他让我先歇一会儿再谈，并说他自己上这３层楼，也是气喘得很”。凯塔很友好，在与王殊谈到同中国的关系时表示愿意立即同中国建交。
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特派柯华大使作为政府代表来巴马科同马里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很顺利地就两国建交并互派大使达成了协议。此后两个月里，王殊留在巴马科等候使馆人员的到来，同时忙于租房子，买家具、汽车和各种用品等，还要出席当地的外交和社会的活动。到１１月底，使馆临时代办等使馆人员来到巴马科，王殊才抽出时间来筹建驻到达黑非洲后的第三个新华分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不少非洲国家独立。可是殖民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利益，非洲在解放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艰巨、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在刚刚独立后的刚果，王殊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亲身体验了殖民势力疯狂阻挠非洲民族解放大潮而制造的如狂风暴雨般无情的战争。
１９６０年６月，刚果（利）宣布独立仅一个星期，殖民者又发动武装暴力，局势发生严重恶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向刚果（利）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王殊就在这危急的环境下，奉命飞往利奥波德维尔（后称金沙萨）进行采访。在利奥波德维尔，王殊亲身感受到那里的紧张气氛。“当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有２００多人，发报量很大，电报局临时在大厅里安装了十多部电传机还应付不过来，记者要排队才能用电传发稿，有些记者等不及，就用当时昂贵的长途电话口传”，王殊回忆，那时为了抢电传和电话机，记者之间常常发生争吵，甚至差一点儿就要动武。“有的通讯社有两个记者，可以协作，有的只有一个记者，也搭伙合作，王殊同东德通讯社的记者组成了‘合作社’，互相帮助。”
中国政府派员参加由刚果（利）民族领袖卢蒙巴倡议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并明确表示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正义斗争。王殊乘机到刚果政府新闻局提出设立新华分社的请求，结果非常顺利，两天就办妥有关手续，获取签证两年的许可，可惜新华社刚果分社成立仅一个多月，当地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总理惨遭杀害，形势急转直下，王殊他们只得暂时撤离。
前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刚果合法政府总理的职务并在斯坦利维尔行使职权后，利奥波德维尔政变当局就派兵包围了斯坦利维尔，并且封锁了陆地和河上的交通，同支持合法政府的军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为了确切地掌握那里的情况，王殊奉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作好了被俘虏乃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从苏丹南部出境，穿过深山老林，历经波折到达斯坦利维尔，采访当局的真实情况，向国内汇报。
后来，由于基赞加政府向利奥波德维尔政变当局妥协，王殊与其他中国外交人员从刚果撤出。在非洲大陆出生入死将近三年，这段时间给王殊留下的回忆太多太多了，至今谈起这些，王殊只字不提自己的艰辛，却百般感激非洲人民对他的热情支持。他说，“我们做驻外记者的，走到哪里都必须重视广交朋友，尤其像我这样单枪匹马闯世界的，更需要多交朋友，朋友是我们获取采访信息和线索的最可靠保证，可以说，没有朋友的帮助，我们在外是寸步难行的。”王殊离开巴马科时，一些马里老朋友都依依不舍。戈洛戈送给王殊一座两只山羊的红木雕像，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忘记马里，希望你再来。”这座红木雕像一直放在王殊的书柜里，只是北京天气干燥，非常可惜一只羊的腿已残断了。令王殊遗憾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到非洲那片土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