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驻奥地利大使认识“土豆烧牛肉”的真面目
2007-10-11 16:23:14 | 作者:sldilsfia | 点击:318 | 第1页/共1页 << 上一页|下一页 >>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大批特批为“阎王殿”,被彻底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中宣口,为恢复中宣部作准备。王殊被紧急调回国内参加新成立的中央宣传口的工作。王殊过去虽然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但宣传口的领导工作从来没有做过,完完全全是个外行,“而且我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没有什么资历,对国内复杂的情况也很不清楚,肯定是难以胜任做不好的,更不必说有可能出错了”。但“四人帮”刚刚粉碎,百废待兴,许多工作需要去做,王殊接受了这个任务,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可是,对新工作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心想先做一阵等以后局势逐渐平稳下来,我再回到比较熟悉的外交或新闻战线去工作”。
王殊在宣传口工作了8个月后,中宣部正式成立。考虑到自己更适合做外交和新闻工作,他就要求回到了外交部,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6月15日,王殊接到外交部干部司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任命他为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
奥地利和瑞士都是欧洲的中立国家,世界各国同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好,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胜地。各国的老大使最后一任都尽可能选择在这两个国家。王殊说自己很高兴担任这个职务,那时他已56岁,年龄较大了,“过去,我们大使的年龄都偏大,很多已超过60岁甚至70岁了,我在70年代中担任驻联邦德国大使时已50岁,是当时大使中最年轻的”。
8月1日中午,王殊到了维也纳。8月9日,他向奥总统基希施莱格呈递国书。8月16日,王殊向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汉斯?汗递交了中国政府委任他兼任驻工业发展组织大使的信件。维也纳联合国机构有两个大的组织,一个是工发组织,当时中国已参加,王殊的委任书是由外贸部写报告国务院批准的。另一个是原子能机构,中国是在1984年6月参加的,王殊担任了首任驻该机构的代表。
工发组织主要功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训练技术人员。近些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在1957年成立的,任务一是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扩散。除了联合国机构外,在维也纳还有不少国际组织的办事机构,最重要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秘书处。王殊回忆,“只要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发生大起大落,这个组织的石油部长们就到这里来开会,决定价格多少,生产多少,到时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和记者们便云集这里,打听会议讨论的情况”。
新任大使上任拜会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王殊对此体会非常深,“去还是不去,早去还是晚去,反映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对方对此也很注意”。可是在维也纳,大使特别的多。那时,常有人开玩笑说,维也纳除了通货膨胀外,还有“大使膨胀”。王殊掰指细数,主要的东西方国家有3个大使,一个是驻奥的双边大使,一个是驻维也纳联合国机构的多边大使,这些都是要去拜会的。另外一个大使是参加自1973年10月开始的中欧裁军谈判的大使,虽然中国不是谈判的参加国,但考虑到今后能够了解一些东西方谈判的情况,王殊决定也去拜会。
9月18日下午3时,克赖斯基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王殊。克赖斯基和西德的勃兰特一样,是国际上有名的老社会党人,他从1971年起担任了两届八年总理职务,在1979年又第三次当选。王殊来奥之前,对克赖斯基就有所了解,“他思想敏锐,经验丰富,有决断力,对国际问题很熟悉,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当时在国内外有‘克赖斯基太大,奥地利太小’的说法”。克赖斯基总理时年已69岁,年龄还不算太大,但王殊发现个子矮小肥胖的克赖斯基显得年老体弱,走路有些蹒跚,可是一接触到他的眼睛,便发现他目光犀利,显出阅历丰富,城府很深。
克赖斯基在接见时的习惯是开门见山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对这一点,王殊印象很深,“他在同我谈话中没有说一句在外交界中常有的客套话,而是直接提出了中国印度关系问题”。克赖斯基指出,中国、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和平负有很大的责任,应当设法改善关系。他又谈到了美国,他说美国是世界的大国,对美关系十分重要,应当注意搞好关系,不过也不能什么都附和他。虽然只谈了不到1个小时,但王殊不仅对他的谈话,而且对他的性格和作风,印象很深刻。
到维也纳几个月后,经过同政界、外交界、新闻界的拜会和接触,王殊对这个国际上有名的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没来维也纳之前,王殊认为维也纳是一个文化名城、音乐之乡。但是,来到维也纳后,他也看到和感到了维也纳作为东西方桥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另一面。王殊介绍说,奥地利地处中欧,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而且在二战中战败后被美、苏、英、法的军队占领,后来作为战胜国军队撤退的条件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这里成了一个东西方进行公开和秘密交易、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场所,又是一个国际上观测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气候的观察哨和听音哨,也是一个世界上做各种合法和非法买卖的地方。故而奥地利人常说,维也纳有三多,外交官多,情报人员多,商人多。
对外交官而言,参加宴会是外交工作,同样也是所有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王殊说,在“文革”中,有人把外交宴会说成是什么“吃喝外交”,即使不是故意诬蔑,也是愚蠢无知。王殊在维也纳参加了说德语大使俱乐部午餐会,这个俱乐部是荷兰大使1978年发起的,成员有十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大使,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南斯拉夫大使和王殊。“成员的条件是能说德语,每两个月轮流作东在使馆内举行午餐会,每次邀请一位奥方政界、经济界的领导人作为客人出席。会上主要是奥方客人回答大使们提出的问题,大使们也可简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王殊说,这种午餐会对了解奥方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看法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大使们也可利用这个会晤的机会谈谈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在维也纳,有不少这样的各级外交官的自愿的组织,如登山、桥牌、打猎等,也邀请奥方相应的客人参加。王殊只参加了由智利大使发起的大使登山俱乐部,其他的他不懂也没有兴趣参加。过去,部内对这些自愿组织规定很严,因而很少参加,后来感到这对联络感情和了解情况有些好处,就逐渐有选择地参加了。
欧洲人不太习惯用名片,时常嘲笑日本人拿一大堆名片散发的作法。所以,王殊每次参加活动,如果碰到一些重要人物就要用心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回到使馆甚至在汽车上赶快记下来,以便今后保持联系。有时,在活动上听到的一些有意义的话,他也要记下来作为调查研究的材料。“当时,有时也会一下子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在这个时候真是感到做外交工作的不易。”
王殊和所有初来维也纳的人一样,受了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的影响,以为多瑙河是蓝色的,但来到维也纳,真正看到了多瑙河却不免有些失望,“因为那时看到的河水是黄褐色的,显然已受到了污染,鱼类已经不能食用,人们早已不敢来游泳了”。奥地利朋友告诉王殊,过去有人作过统计,多瑙河从来也没有变成过蓝色。多瑙河从德国南部发源,从西北方向进入奥地利,穿过东阿尔卑斯山的最后一批冈岭,到维也纳就是一泻千里的平原了。所以,多瑙河在维也纳最美丽的一段是在上游80多公里的山区。
当然除了自然美景,欣赏闻名全球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每一个到维也纳的人的心愿。作为驻奥大使,王殊收到了维也纳市政府赠送给每个驻奥地利大使及夫人的全年免费音乐会票,凭票可以参加包括新年音乐会在内的所有在维也纳演出的音乐会。1981年1月1日上午,王殊和夫人终于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直接欣赏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对那次音乐“饕餮大餐”的印象尤其深刻,现场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华贵优雅更是让他感叹不已,“金色大厅在巨大的金色的水晶吊灯的照耀下,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乐台背后排放着黄铜制的风琴乐管,金色镂花的巨大壁龛上装饰着彩色缤纷的鲜花,前沿摆设着一盆盆热带花草。乐台上面和二楼包厢的金色栏杆下面也吊挂着许多的花篮,场内清香四溢,生机勃勃。”
近年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送,从而成为全球一年一度的盛会。音乐会共两小时,中间休息一次,过去电视现场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只播后面一个小时,当时主要是欧洲地区的20多个国家的7亿多人可以收看,美国、苏欧、中国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直接收看。王殊到欧洲工作以后,每年元旦上午都在电视上欣赏这个令人难忘的音乐会,还时常憧憬如果有机会亲自在金色大厅里感受音乐会的热烈气氛该多么令人陶醉呀。王殊在维也纳时,注意到维也纳音乐界的一种说法,认为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应追溯到1873年11月4日(清同治十二年)维也纳博览会当局为欢迎第一次参加博览会的中国代表团而举行的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由有名的皇家歌剧乐团在金色大厅中举行,并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演奏了施特劳斯父子的圆舞曲。从1941年起,每年元旦上午举行圆舞曲音乐会,但到1946年才正式称为新年音乐会。
在中国,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对“土豆烧牛肉”这个菜名有特殊记忆。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一次访问匈牙利时,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而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当时,王殊任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的记者,刚好回国参加西亚非洲记者会议。晚饭后正同几个记者闲谈时,两位编辑走过来和他们斟酌究竟怎样译法为好。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在中苏思想论战十分激烈的时候,被不少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王殊说:“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出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
那时的王殊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清“土豆烧牛肉”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年以后,他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除了牛肉外,还可以用猪肉、鸡肉、羊肉来做。在欧洲的饭店里,特别是高速公路两边休息站的快餐店里,大多有“古拉希”这道菜。匈牙利饭菜在欧洲很有名,欧洲人常用“古拉希”来称赞匈牙利饭菜,就像用“北京烤鸭”来称赞中国饭菜一样。王殊应邀访问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时,在不少匈牙利朋友的家里尝到了正宗的“古拉希”,并且听到了朋友们的介绍,才明白了“古拉希”的来历。以后只要吃这道菜时,他常会想起过去“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故事来。
1986年初,王殊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过了花甲,就退出了外交的第一线。他在维也纳工作了近六年,这个美丽动人又时常云诡风谲的城市给了他许多难忘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