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周南被“揪”回来，接受批判和下放劳动。“１９６８年底左右，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王府井北边的八面槽的一个小杂院里。我准备到了江西就不回来了，当一辈子农民。当时年纪还不算太大，４０多岁的样子。”
江西下放的日子里，周南在劳动之余总是捧着带去的线装书看，十分入迷，以至“军宣队说我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我有时候没事干就看猪圈里生下来的小猪崽子吃奶，一坐就是半天，很有兴趣”。
大约是“实践出真情”。“发落赣江西，拄杖薅新秧。好风来自南，荣辱一时忘。忽而遭呵责，四顾意茫茫。心慕陶彭泽，壶中旨酒藏。日暮荷锄归，一醉卧羲皇。煮水茅棚下，独对青山岗。佳禽时一鸣，日午野花香。山我融一体，恍若悟道常。细读两汉书，古人风谊长。抛卷一长啸，浩气充肺肠。从事接沧溟，谤议庸何伤。”（《六十叙怀》）周南写江西干校生活的诗章堪称一绝，他把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那种“带泪的幽默”演绎得淋漓尽致……
１９７０年底，周南忽然接到调令回京。原来，部里有位还在工作的老同志对他比较欣赏，听说周南被下放，说这人不应该被埋没在农田里。恰恰这时，周恩来指导外交部组织人翻译英国路透社驻印度分社原首席记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送中央高层领导内部参阅。于是，以此为由“借调”周南回京，并以其扎实的中英文功底荣任“审校”。“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因为是六个人一起，就署名‘陆仁’，在内部发行了。”
斗转星移，二十余年过去，周南与马克斯韦尔先生重逢香江，拊掌大笑：“鄙人当年从干校调回北京，还是阁下的功劳啊！”“此话怎讲？”马氏惊诧莫名而细问其故，亦为之解颐。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６日，联合国第２６届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没过几天，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出席第２６届联大代表团宣告成立。“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代表有符浩、熊向晖和陈楚，符浩还兼任代表团秘书长。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也参加了代表团，并在会后留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１０年零１天，先后任参赞、大使等职。”
周南说，代表团正式出发的前一天，１１月８日晚上８时，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毛主席说，你们是第一次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地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中美还没有建交，你们是深入到帝国主义心脏去，处在别人的包围之中，是孤军深入———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古人讲的，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句是阿庆嫂讲的，叫做‘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我们有幸聆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讲话。这简单的两句话，后来对我们应付这种复杂的情况还是很有用处的。”周南记得，出发那天，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主要成员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那次代表团成员召集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３时。快１２点了，每人吃了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吃完继续开会。那次，周总理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很细。”在周南印象中，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对国际上的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的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这位干部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那时候‘文革’还没完，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而不是西装。”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的正常议程被打断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
刚到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连议事规则都不熟，而在联合国打程序战又很重要，往往实质问题就是从程序上反映出来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开始打的是遭遇战，有点“打乱仗”的味道，难免出点差错。“有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唱名表决，专门委员会主席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地叫。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比较紧张，叫到乍得（Ｃｈａｄ）的时候，他没听清楚，以为是叫Ｃｈｉｎａ，就答了一声Ｙｅｓ。结果出了差错，只得去解释、纠正。结果第二天，纽约亲国民党的报刊登出大标题报道，说中共代表‘大摆乌龙’。‘大摆乌龙’是广东话，就是闹笑话、搞错了的意思。但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个词的来源。后来在香港，我问霍英东，你们广东人老讲‘摆乌龙’，黑色的龙跟闹笑话、做错事有什么关系？他想了半天，说‘乌龙’恐怕是从英文Ｗｒｏｎｇ来的，是‘错误’嘛！”
“我们参加联合国以后，外交局面打开了，不少国家纷纷要同我们发展关系。我在那个时期，除日常会务外，大量的工作就是参与建交谈判。因此，参加联合国是中国外交局面开拓的一个分水岭。那一段时期，联合国的斗争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一些作用，对促进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起了一些作用。１９８１年联合国选举秘书长，我们支持非洲坦桑尼亚人萨利姆。但美国拼命否决，一定要一个西方人当秘书长。我们也针锋相对，美国提的人要表决，也一样否决。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十来次。有一次安理会开会，坐在旁边席位上的一位美国参赞捅了我一下，说你们要否决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我说你们否决我们提的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否决你们到什么时候。就这样，双方长期相持不下。最后有人从中调停，说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既不要西方的，也不要非洲的，找个拉美的，拉美也是第三世界嘛。就这样，德奎利亚尔才出来，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周南说，那一个时期，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和操纵能力，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南和他的同事们把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话铭记在心。周南在自己所处理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加强国际合作；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代表团推进联合国通过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侵略和收复失地的斗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等一系列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决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那么一讲就完了。”周南发自肺腑地说，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他坦言，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自己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的认识更深刻了些，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一些。
１９８１年，周南从联合国调回国内，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工作，并开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筹备工作，进而成为谈判主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