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八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四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接替柯利达的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文思是一个“中国通”，曾担任过英国驻华代办处政务参赞。周南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１２年，英语流利，外交经验丰富，词赋知识深厚，常有佳句妙联脱口而出。这些经历、功底以至爱好，造就了周南独特的谈判风格，使他的对手既佩服又发怵。周南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从第八轮到第２２轮的谈判，并且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作为一个亲历者，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其实真正的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应是小平同志。”
２月２２日、２３日，进行第九轮会谈；３月１６日、１７日，进行第十轮会谈；３月２６日、２７日，进行第１１轮会谈；４月１１日、１２日，进行第１２轮会谈。
周南是营造谈判氛围的高手，海阔天空，纵横千年，看似无心闲聊，实是有意发挥。第１２轮会谈开始之前，周南与伊文思以各自首都的花季足足侃了５分钟：“北京的桃花开得最早，树叶还没有长出来，粉白色的桃花就挂满了枝头。还有白色的桃花，远远望去，就好像一树白雪。”周南在北京生活多年，自然倍知京城风情地理。“我在伦敦时，特别喜欢观赏黄水仙花，它比桃花开得还早，冬季就能开花。花开时就像撑开了一把小阳伞。”伊文思不甘示弱，似乎是在与周南较劲。不错，谁不说俺家乡好。外交家“舌战”有时是不分台上或台下的。“水仙虽然耐寒，但毕竟只能生长在室内，不像桃花，能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开放。”水仙比不过桃花，伊文思只好“鸣金收兵”，他对周南的评说颔首表示赞同。
每次会谈一般是英方提交一至两份文件，然后用半小时至５０分钟阐释文件的内容和含义，接下来是翻译。英方讲完后，周南对英国代表的建议作出评论，或者接着上次会议的文件发表意见。会谈第二天临近结束时，双方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
第十轮会谈之后，全班人马突然从北京台基厂所在的外交部宾馆迁到钓鱼台国宾馆２号楼。有人传说此行动意味着会谈格调升高，其实只为工作便利。显而易见的是，谈判已处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
在这几轮会谈中，英方的基本策略是：在承认“九七”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的“保留”，尽可能地争取“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的保留。这几轮会谈中，英方前前后后向中国方面提交了１４份工作文件，内容包括：香港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对外经济关系、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个人权利、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宪制安排和政府结构、航运、国籍和旅行证件、土地契约等。所有的工作文件的格式都一样：一开始是“中国建议”，引一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的文字；第二步是“含义”，即英方的理解和主张。这些文件表面上是告诉中方香港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希望中方在重新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文案时考虑到有关情况。文件的重点不仅是如何维持香港的现状，而是如何在中国收回主权和治权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变动。因此，尽管进入１９８４年以后中英会谈的基调是合作，但英方通过上述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北京政府领导，甚至使香港成为某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
对此，以周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的灵活处置：对于英方提出的建议，凡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十二条”精神的，就予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违背“十二条”精神的，尤其违背主权原则的，就坚决驳回；凡属于应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或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在过渡期中由中英双方继续探讨解决的细节问题，先挂起来或只作原则的规定，留待以后解决。
在１９９７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直辖中央政府”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
周南回忆说，争取１９９７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一一识破，并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１９９７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的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这个要求。
接受采访时，周南解释说：“他们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它的特殊地位。实际上它是个大使级的，但是它的最高领导不叫大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驳后，看到当时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成员交头接耳。当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质问他，一下答不出来，只好同意设总领馆。他们真是只要有空子就想钻。”
４月２７日、２８日，中英举行第１３轮会谈；５月９日、１０日，进行第１４轮会谈。主要议程是解决前一段正式会谈遗留的问题，讨论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问题等。这时中英代表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周南说，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周南回忆说：“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香港一些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这下邓小平可火了，他也清楚英国政府企图借此反对中国未来在香港驻军。于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讲：“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了驳斥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要另外打算盘！”伊文思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５月３０日、３１日的第１５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九七”之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方提出希望在拟定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方表示不能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则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