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副秘书长有５—８人，在新任秘书长上任后，由五大常任理事国推荐产生。因此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绝大多数联合国副秘书长来自美、英、俄、法、中五国，当然在某些时候，五大国也会出于某些需要，推荐五国以外的人选，印度、日本等国都曾有人担任此职务。
中国首届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吴妙发认为，“联合国副秘书长需要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国际知识，流利的外语水平和善于进行多边协调的能力。”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需要面对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中东问题、维护集体安全机制、南北差距等一系列问题，还要充分照顾到大国关系和小国利益。“当好联合国副秘书长并不容易”。
联合国副秘书长各有分工，其中行政部副秘书长手握实权，地位最重要，掌握军事权力的维和副秘书长地位也很关键。由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地位，行政部副秘书长长期由美国人把持，而维和、安理会副秘书长则多由法、英等国出任。此次沙祖康大使担任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职责重大，承担着协调、组织联合国各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援助、社会发展促进等各项行动和项目的职责。由于相关的联合国分支和许多国际组织都设在日内瓦，因此该副秘书长需经常在日内瓦办公。
国际外交中现实主义的思路，就是按照国家利益和实力来计算国家之间的互动，因此沙祖康犀利、直率的语言风格和行动作风，虽让某些国际外交人士一时感到不快，却因其思路的简明、清晰，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中国政府的逻辑、态度、原则和底线，因此反倒有益于各方观点的沟通，有益于理解、谅解或妥协的尽快达成。许多曾经的外交对手也因此“不打不相识”，对沙祖康的能力给予了更积极的评价。此番他能出任副秘书长并担负重要使命，不能不说，这种在“外交碰撞”中打出来的高分，是潘基文秘书长等人对他敢于信任、敢于使用的重要因素。加之，沙祖康长期在日内瓦工作，在当地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人脉基础，所以被潘基文秘书长挑选出来，担任这个历史上多由俄罗斯代表担任的重要职务。这是中国人目前在联合国级别最高的职位。
６０岁被任命到这样一个位置，有后台吗？沙祖康称：“后台有，我的后台就是１３亿中国人民，我的后台就是我们中国的政府，其他没了，当然我家里的后台就是我老婆，还有我儿子，还有我的很好的，很贤惠的儿媳妇。其他我没有后台，我不相信后台。”
“新职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一次重大挑战。”谈及新任命，他坦言，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已有五年半，其间主要负责的便是与经济和社会密切相关领域的事务，相信这些工作经历对今后的新工作会有帮助。
谈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沙祖康强调，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但同时也热切地期待和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从而达到各方共同的发展。“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但前进的道路上也还有很多困难。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搞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为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有句俗话，‘到了哪里座山，就唱哪里个歌’。当了副秘书长，就要把联合国要求的事情办好。以前国内是我的‘老板’，一切要听国内的安排。出任副秘书长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是‘老板’。”沙祖康强调，作为联合国的公务员，首先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成员国所达成的决议和给予的授权开展工作。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在我们授权范围内的，都应该努力去做。
他过去代表祖国，利益的主体非常清晰；现在代表联合国，利益的主体比较模糊。过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军控，是斤斤计较，是寸土不让；现在谈判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层层推进，是见好就收。过去的领导单一、垂直，从主管副部长、部长、国务委员乃至总理、主席；现在的领导虽然有秘书长，但联合国的体制、机制决定了除了秘书长之外，还有正常途径的常任理事国、安理会以及非正常途径的单边主义利益干涉等。有人感慨，沙先生要想有所作为，真是好难！
“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个职位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对此，沙祖康果断作答：“谈不上吸引力，如果要我个人爱好的话，我更倾向于当个大使，我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宁愿当幼儿园的园长，也不愿意当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我更倾向于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样觉得更踏实一些，到那为国家利益服务，应该主要体现在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为联合国争光，为全人类服务，那么你做好了，你来自于中国，是中国的公民，中国的国际职员，间接的也是为国家服务了，但我喜欢直接，不大喜欢间接。”
谈及自己的外交风格，沙祖康表示，一个人一个作风，如果要说体会的话，那就是真诚待人，包括真诚对待你的同事，甚至是对手。真诚才能可信，可信才能共事。“我没什么绝活，就是真诚。我一辈子不讲假话，永远讲实话。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大家都很欢迎，东西南北中，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都觉得，沙先生可靠、可信、真诚待人！”沙祖康转述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们说沙先生讲话有的时候很直，甚至很冲，但是他可靠，我们喜欢他。”
沙祖康夫人刘谨凤，曾任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事、日内瓦公使衔参赞，与他是南京大学同学。她坦言：“我觉得他总体来讲是无私才能无畏。他之所以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话，那是建立在爱国基础上的。他并不是光有勇，他还有谋。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非常严谨，都会非常刻苦学习，深入了解实际，把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国情，以及我们要去打交道的国家的政策，反覆琢磨研究，做到知己知彼。他不像人家想象的那样是大炮，绝对不是的，即使是大炮，那个大炮也是拐了好几个弯的，他想得很多。”都说“知夫莫若妻”，沙氏伉俪正是一例。
沙祖康曾用“妻离子散”来形容家庭构成情况。原来，沙祖康的爱人刘谨凤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儿子沙磊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外交部，经常出国担任翻译———于是，一家人很少有机会团聚。
沙祖康被公认为“工作狂人”。他任职外交部军控司时，总是早去晚归，以至于军控司的许多工作人员只好随着加班。那段时间，军控司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外交部大楼最晚熄灭的。
沙祖康，人在哪里就会改变哪里的作息制度。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圈子里，则流传着一个“１２点”的故事。讲的是沙祖康２００１年刚到日内瓦当大使那会儿，曾要求某参赞１２点向他汇报工作。等那位参赞第二天１２点敲开沙祖康办公室门时，沙祖康很是生气：“你怎么才来？”参赞愣了：“不是１２点吗？”沙祖康说，“我指的是晚上１２点，谁让你第二天１２点才过来。”
据说，沙祖康很少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夜里１２点之后听取汇报、批改文件也是家常便饭。沙祖康在担任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大使的“五年多时间内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工作很劳累，这五年当中，我到任的前四个月每天都是凌晨４点钟睡觉，天天如此，后来是三点钟睡觉，现在是两点钟到两点半睡觉。我没有节假日，我从来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除了打球，打打球出身汗以外，我的全部时间都是用来工作的，我没有进过一个商店。好像时间老是不够用，是紧张的５年”。回顾起自己常驻日内瓦５年的经历，他说：“我忠实地执行了我国的政策，发挥了我们国家的在国际舞台的作用，展示了我们国家的公正形象。我没有输过，我感到很欣慰，因此也是很愉快的５年。如果给我重新做一遍的话，当然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沙祖康平日对工作人员的管理也非常严格，被认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对于工作没做好的人，即使是参赞也会被当众批评，曾经有两任参赞任期未满就被送回国内。但是遇到工作干得好的下属，沙祖康也会直接把电话打到外交部，要求给他们升职。
“工作狂人”沙祖康还是个运动好手。几位老同事不约而同都提到他的体育爱好是羽毛球和游泳，并且经常跟年轻人打羽毛球，一点也不服老。有一次，代表团驻地的草坪需要修整，做完预算发现要花３０万瑞士法郎。沙祖康于是决定，全体干部周末不休息，他带头干活儿，居然整得很好。
因为沙祖康在外交场合表现出的强硬立场，一些国外媒体曾评论说沙祖康是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鹰派”人物。走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岗位后，不少人也担心，这个职位要求善于协调，沙祖康能不能胜任呢？对此，沙祖康认为可以胜任，“联合国的人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他们都是优秀的国际成员，我想既然联合国成立已经６１年了，由各种不同风格的人组成的。我想增加一个沙祖康，也不会对他们增加多重要的影响，我相信我的风格是可以得到保持的。我进到联合国，带去的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思维，中国的一些行为方式等等。但是在具体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的规定。”
沙祖康又要远离自己的祖国———不过，这一次他不是肩负祖国的重任去为军控谈判、去为人类的和平披荆斩棘；相反，这一次他要和自己曾经的朋友、对手，和各国的政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发展呕心沥血。
在听到了沙祖康的任命决定之后，中国人高兴，外国人也会喝彩，心情都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政治事务的复杂性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要相对简明一点，邓小平生前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都没有解决好，但最关键的还是南北问题、是南南合作。如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仍然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沙祖康作为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高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