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蔡方柏出生在“桂花之乡”鄂南咸宁的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当时，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人民生灵涂炭，如哀魂般痛苦呻吟。留在蔡方柏童年记忆里的，除了辛酸就是耻辱。这时的蔡方柏心想，哪一天中国人能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人。
三四岁那年，贫病交加的父亲撒手西去。因生活所迫，才１０岁出头的蔡方柏无可奈何地在一家颜料铺子里，开始了他短暂的学徒生涯。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蔡方柏，整天为老板打水、扫地、干粗活。然而，这一切磨难没有消弭他向往外边世界的憧憬与追求，在做学徒工的间隙，蔡方柏节衣缩食报名上过会计学校，以图日后有一门手艺。
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运动后，蔡方柏有幸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常到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去玩，那儿环境很好。每次心里很羡慕大学生，认为读书上大学是心中一个梦想。于是，我们说得好玩，哪一天我们也来上大学。当时，有向科技进军的口号，我们受影响，不多久就将读书考大学的想法付之行动。”１９５６年，那个酷热的夏季，蔡方柏和单位的几个青年人一起报名参加高校招生考试。
“那时考大学，有个高考提纲，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照提纲复习功课。至于我读外语学院，那纯属偶然。”报考后，不久收到考生委员会来的一封信，蔡方柏拆开一看“建议你报考特殊专业”。“当时，特殊专业是指外交、国防军工，挑的是政治条件。我本来是想考武大文学系或历史系的，可是建议报特殊专业，而国防军工我不能报，因为自己的数理化不行。于是，我只能报文科的外语。那时，读外语专业不考外语，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结果我考了３００多分。填报志愿学什么语言时，觉得法国文学比较有影响，于是选读法语。就这样，被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了。”
学习的道路并非平坦，蔡方柏坦言当时的法语学习简直就是一座横在路上的高山，艰难得让他无从攀越。回想起那段经历感慨万千：“我当时学得特别辛苦，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外语基础。一开始的语音阶段，我就感到很吃力，几乎跟不上，单词背了一早上，到课堂还是答不出。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呢，每次的小测验，５分制，３分为及格，２分为很差，而我是根本没分，如做法语听写时，我有成段的句子写不出来！”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蔡方柏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学外语，很沮丧，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便主动提出转校，改学其他专业。学校也很理解蔡方柏的难处，毕竟学习基础不一样。他们给蔡方柏联系了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也舍不得他转校———毕竟蔡方柏这位调干生，作为班长、团支书、班里的惟一的共产党员，外语学院认为人才难得。去报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蔡方柏开始打点行李，准备上路。
就在此时，蔡方柏的思想斗争却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人家能学好，为什么我就不行？”自小有一种不服输劲头的蔡方柏，这时显得越发强烈。一天中午，蔡方柏鬼使神差地敲开班主任唐志强老师的门：“您看我能不能学得好？”唐志强老师告诉蔡方柏：“只要发音器官没有问题，都可以学好外语！”这看似廖廖数语，却给迷茫中的蔡方柏吃了一剂定心丸，让他醍醐灌顶。
这时，蔡方柏似乎突然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适合不适合学习外语，而在于自己有没有尽最大努力学习外语。采访时，蔡方柏深情地说：“唐老师的话改变了我的决定，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对他感激不尽。”
从此，从清晨到深夜，北外的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个埋头苦读的学子，从周一至周日，都是蔡方柏的学习日。他笑言自己“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从他的眼神里，我们看到了他当年成功的秘笈———勤奋。采访中，蔡方柏语重心长地强调：“我有一点体会，学习很重要。学习贵在坚持一辈子，学习贵在有信心，要敢于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学习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信念服务。”
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蔡方柏的小测验成绩已经能达到４分，而渐渐地，成绩上升至班里的前几名，并一直保持到他学业结束。在本科４年级时（当时的法语专业是５年制），蔡方柏被提前招收进了外交部委托培养的高级翻译班，接受更为严格也更为专业的翻译训练。
一年后，即１９６１年冬，蔡方柏等六名同学被国家公派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去瑞士法语区的日内瓦学习法语，是最佳选择。在加紧做出国各项准备工作之时，兴高采烈的蔡方柏立即将留学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乡下的母亲，毕竟自己是全村当时唯一的大学生，更别说是留学生了，以让母亲高兴高兴。
然而，福兮祸所伏。在蔡方柏一行出国前夕，他突然接到未婚妻急电，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顿时，蔡方柏从留学的欣喜之中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幼时丧父的蔡方柏，早年与母亲相依为命，上大学时自己还从每月２５元的助学金中省出１０元寄回家，作为母亲的生活费。得知母亲去世后，蔡方柏在第一时间赶回湖北咸宁，料理母亲的后事。一周后，当他从家乡返校时，其他５位同学已于当年１２月按期赴瑞士了。
“于是，我只好继续留校学习，等待下次出国的机会。后来，学校领导终于找到一位要去中国驻瑞士的外交官，让我与他结伴同行。”１９６２年２月，蔡方柏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六天六夜的行程中只见一路风光旖旎，特别是进入苏联国土后，无垠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极目远眺，在远处，山村点点，炊烟缕缕，在夕阳照耀下，一幅彩霞伴人归的画景展现在眼前。可是，此情此景使第一次远离祖国又因丧母处于悲痛中的蔡方柏更是乡思萦怀，心绪难宁。“这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好，我们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乘飞机去布拉格，当天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飞苏黎世后，我驻瑞士馆没有派人接我们，只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为我们办好乘火车去日内瓦的手续并送我们上了车。我们警惕性高，心里总在嘀咕，生怕被敌对分子绑架了。到了驻日内瓦总领馆后，我们才放下心来。可以说，是在提心吊胆中抵达日内瓦的。”
在国外见到老同学，蔡方柏心情自然格外高兴，旅途劳顿和一切乡愁和悲伤顿时消失。在同学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开始在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上课。
然而，入学后蔡方柏深感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要大得多。由于在国内学习法语时听力练习少，在日内瓦听课时对老师的讲课内容似懂非懂，即使听懂了的也记录不下来，到考试时便无法复习了。再者，因为掌握的法语词汇不足，读书、看报总离不开词典，为此阅读速度慢，效率不高。“再就是学习方法不习惯，在国内一切课程都由学校安排，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去听课、做作业就行了，而在国外校方只规定几门必修课，其余科目自由选修，面对那么多的课程，真不知选修哪些为好。”于是，蔡方柏这些留学生思想压力很大，担心不能完成留学进修的任务，辜负祖国的期望。
不多时，思想上的压力变成了学习的动力。这些中国留学生对校方规定的必修课，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尽力做好笔记，下课后同学们相互核对笔记，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就设法借外国同学的笔记来补充。这样，每堂课就有了较完整的记录。“还有少数必修课，学校出售教授写的讲义稿，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经反复阅读和领会讲义稿，就基本上掌握了这门功课的主要内容。”
经过数月的努力，这些中国留学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为了系统提高对法语的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和翻译水平，蔡方柏等中国留学生还选修了经济学院、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有关课程，并坚持收看法国电视节目以学习纯正的法语。一天，蔡方柏无意中浏览起《日内瓦报》，让自己吃惊的是，他不仅能看懂一般新闻，还能看懂长篇的评论文章。
在日内瓦留学期间，蔡方柏与同学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日内瓦是一个山城，骑自行车上山坡，就像学习一样，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登上一个台阶，等到下坡时，就感到十分痛快。”蔡方柏说，他在单车代步时曾有过被摔得人仰车翻的人生经历。在人生旅途的高峰前，蔡方柏同样没有屈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