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东渐的传说与史实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考察汉籍在东亚的流播

王 勇

　　中华文明之结晶——汉文典籍之东传，或许可以上溯到秦汉甚至更早。不过，往古的传闻虚实参半，需要作一番认真的辨伪。如殷亡周兴，箕子受封于朝鲜，朝鲜史书《增补文献通考》（艺文志）说：“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皆从焉。”这只能作为谈资，不可视作信史。

　　关于汉籍东传日本，史书多语焉不详，真假扑朔迷离，令人难作取舍。本文从中日韩古代文献中勾沉相关史料，进行排比辨析，试图廓清汉籍东传的轨迹，追溯书籍之路的源头。

　　一、 秦人东渡与徐福赍书说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日本列岛绵延了数千年的新石器文化猝然而止，先进的金属文化伴随水稻农耕从九州北部迅速扩散至整个西日本，尔后在同石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之中渐次传播到东日本乃至除北海道和冲绳岛之外的列岛各地——这便是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历史性交替。

　　在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将石器文化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从出土的土偶、陶器、石器、骨角器等看，其加工之精妙、样式之丰富、造型之优美，实为世界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所罕见。尽管如此，以渔猎采集为经济基础的绳纹社会，其内部始终没有积聚起足以引起时代更替的巨大能量。突如其来的弥生文化，在日本历史长链中造成一段“悬隔”，亦即：尽管从弥生遗址中发掘出各种青铜器具，但主要生产工具由石器而铁器，实际跳跃了青铜器阶段；绳纹陶器与弥生陶器系统迥异，中间缺乏有机的承继关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弥生文化决非绳纹文化自然演进的产物；反言之，若非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来文明介入，日本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完成一次革命性的飞跃。有充分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载籍可资证明，这一时期——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大批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横流东海迁徙到九州一带，将先进的华夏文明移植到一块尚未开化的荒蛮之地。

　　最早的中国移民很可能是江浙一带的吴越先民。神田秀夫注意到中日古代历史事件之间的连锁关系，指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灭越，致使大量难民乘船东渡，其中有一部分抵达日本九州（神田秀夫《日本的中国文化》）。简陋的舟楫和原始的航海技能，仅能使少数吴越人零星到达彼岸。这些非集团性的早期移民，成为其后规模巨大、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秦汉移民浪潮的前奏。

　　不堪秦朝苛政苦役及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秦人，一部分走陆路，取道朝鲜半岛，东进直至九州；走海路的则从山东、江浙一带入海，渡黄海或东海径抵九州。有关陆路迁徙的记载，散见于《日本书纪》、《新撰姓氏录》、《古语拾遗》等日本载籍；而海路迁徙的情形，则从历代文献所载的徐福传说中可窥一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徐福（一作“徐巿”）为山东带齐人，得秦始皇允可，率数千童男童年女入海求仙：

　　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此次出海，徐福空手而归，惧恐秦皇问罪，乃以诈言搪塞，竟又得到始皇信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其事：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官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亦载有徐福乘楼船入海求仙之事，其时距徐福东渡不过百余年，故可目为史实。在《史记》以后的历代文献中，徐福入海求仙的史实被不断掺入迎合时代的解释和合乎逻辑的推论，从而衍变成一个虽非完全历史事实、而绝对是历史真实的庞杂的传说体系。在这一传说中至为关键的空间舞台，由《史记》的“平原广泽”，经“亶洲”说，最终被比定为“日本”，这一方面大概是早期中国移民的寻根意识使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人的海外视野在逐步扩大。

　　三国时代，东吴凭藉濒海优势，积极开拓海上交通，舟船远抵夷洲、亶洲。《三国志》（孙权传）在黄龙二年（230）记事中说：

　　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禀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亶洲即日本。从会稽入海东行，借“黑潮”可顺漂至日本。故日本虽位在东北，然在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感觉中恰在会稽之东。《后汉书》（倭传）指出倭国的方位“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其后又言亶洲（亦作“澶洲”）：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倭国与澶洲一地两名，正印证中国早期移民分陆海两路迁徙日本，即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认识日本的事实。这两种认识的合而为一，大概在隋唐之际始告完成。

　　五代后周时，济州开元寺缁徒义楚撰《释氏六帖》（一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中有如下一段：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五代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人物往来已十分频繁，《释氏六帖》上述说法便得自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此人是真言宗高僧，法号弘顺大师，公元927年来到中国，与义楚交往甚厚。

　　十世纪前后，中国因历年丧乱，域内典籍散毁严重，流失海外的遗书遂引起人们重视。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期间（947～978），读《永嘉集》屡遇不明之处，问疑天台僧义寂，义寂告之：“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钱弘俶遣持礼使盛德言赴日，以重金请求教典。宋人杨亿在《谈苑》中记其事：

　　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东大寺高僧奝然搭乘徐仁满（一说陈仁爽）的商船入宋，翌年赴京向太宗献《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及中国珍籍《孝经新义》、《孝经郑氏注》等，令朝野为之刮目。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宋代的徐福传说又添枝节，将“焚书坑儒”与汉籍东传牵系在一起，衍生出徐福赍书东渡的情节，事见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文忠集》卷五十四，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同）：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徐福赍书说对后世影响颇大，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畠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即将上述传说目为信史：

　　第七代孝灵天皇……三十六年，岁在丙午，周灭秦兴。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仙，求长生不老之药于日本；日本则求五帝三王遗书于彼国，始皇悉数予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焚书坑儒，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

　　江户时代儒医橘南溪著有《西游记》一书，认为徐福一行在日本熊野登陆，当地的新宫、本宫至今仍称蓬莱山，宫内神宝中藏有先秦文书，新宫附近筑有徐福墓等等。

　　最近有位名叫铃木贞一的学者，埋头研究传为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一连抛出《先古代日本之谜》、《日本古代文书之谜》、《超古代王朝之发现》三部奇书，据此，徐福携往日本的书籍计儒教经书一千八百五十卷，其它典籍一千八百卷，几乎囊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徐福赍书说，是徐福传说衍变中的一个历史环节，近藤杢在《关于江户初期以前儒典的传来与刊行》（《斯文》17—4）一文中，对其形成轨迹简要归纳如下：

　　《史记》徐福“入海说”，一转而为“渡日说”，事见后周义楚的《释氏六帖》；再转而为“赍书说”，直至为宋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所咏。

　　在漫长的时间川流中逐渐沉积而成的徐福传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日两国人民历时千余年共同创作的一部巨型史诗。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这一传说所涵盖的内容，不可能全部是客观史实，但至少是历史的真实。举例说，徐福所止之地，已成千古不解之谜，但公元前三世纪以降，曾有人移民集团渡海东迁日本列岛，却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同样，徐福赍书一节，疑点甚多，显为后世伪托，但是如果我们撇开具体的人物，便可以大胆推断：秦人移民集团在传播水稻技术和金属文化的同时，必定把汉文化的载体——汉籍亦携往日本。

　　现在的问题是，汉籍东传的历史分期，究竟应该依据何种基准？我们知道，书籍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的流动形式，即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过程。秦、汉之际，大量中国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移植到日本，从而促成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的交替；而同一时期东传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却并未在日本文化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亦即并未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考察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涉史，我们注重的是人种、水稻、铁器的东渐，而对汉籍的传播则可忽略不计。

　　二、 倭人西征与新罗掠书说

　　大约在战国末期，齐人、燕人为避战祸，时有迁居朝鲜半岛的，他们凭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步建立起凌驾于土著之上的殖民政权。所谓箕子朝鲜古国的传说，大概就是这些早期大陆移民集团的投影。

　　秦并六国，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一部分不堪虐政的秦民流亡到半岛的马韩，渐与土著融合而成辰韩，故辰韩又称秦韩，其“耆老自言，秦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魏书》东夷传）。

　　西汉初年，卫满从辽东避难至朝鲜，联合散居各地的移民部落，于汉惠帝时期建立卫氏朝鲜国。公元108年，汉武帝发海陆大军，一举消灭卫氏朝鲜国，在其旧地设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从而在中日之间打开了一条陆上通路。

　　公元三世纪初，中国形成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其时吴国与高句丽通使频繁，显露南北夹击魏国的态势。魏国明白自己的处境，遂先发制人，于公元238年攻占乐浪、带方两郡，进而笼络与半岛隔海对峙的邪马台国，如239年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翌年魏建中校尉梯俊奉使赴倭等等，其用意均在牵制高句丽。一切准备就绪，魏国突发大军，于公元240年一度攻陷高句丽首府。

　　魏国采取的远交近攻策略，为倭国涉足半岛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其时，倭国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耕的迅速普及，生产力急剧发展，从而加快了统一兼并的步伐。至三世纪时，女王统率的邪马台国已是领有三十余国的一方盟主。三、四世纪之交，以古坟文化为特征的大和朝廷在近畿地区崛起，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具备了向外扩张的内在条件。

　　公元四世纪末，倭国在朝鲜南端弁韩旧地建立了殖民据点（即史籍所称的“任那日本府”），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吸收中华文明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被动接受型向主动求索型过渡。换言之，依赖外来移民移植文化不再是文化传播的唯一形式，文化掠夺与文化朝贡依次占据重要地位。如果从上述视角观照日本上古史，那么神功皇后出征三韩的事件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纪（仲哀天皇九年）载：

　　冬十月己亥朔辛丑，从和珥津发之。时飞廉起风，阳侯举浪，海中大鱼悉浮扶船。则大风顺吹，帆舶随波，不劳橹楫，便到新罗。……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詟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今既获财国，亦人自降服，杀之不祥，乃解其缚为饲部。遂入其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于是，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故因以定内官家屯仓，是所谓之三韩也。皇后从新罗还之。

　　神功皇后出征三韩的最初动机，显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领土。《古事记》借神言谕示皇后：“西方有国，金银为本，目之炎耀，种种珍宝，多在其国。吾今归赐其国。”《日本书纪》亦见“振兵甲而渡险流，整舻船以求财土”之言。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军事力量的强弱，在世界古代史中屡成反比。野蛮民族往往通过掠夺性战争，一方面对文明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在文明冲击下逐渐开化。华夏农耕民族与周遭游牧民族的关系大抵如此，倭国入侵朝鲜亦未脱其例：他们既肆意抢掠“重宝府库”，又苦心搜罗“图籍文书”，从而使其文明进程又迈出一大步。

　　神功皇后西征三韩的象征性意义，主要有下述两点：

　　（1）倭国涉足开化较早的半岛，从地理上讲已进入汉字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因而吸收华夏文明的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效率显然大为提高；

　　（2）朝鲜的汉式典章制度对入侵的野蛮民族无疑形成猛烈的文明冲击波，这与秦汉移民负载的生产技术所形成的文明冲击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由此，日本摄取华夏文明的内容从基层的生产技术转向上层的思想文化。

　　由于图籍文书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故一部分学者把神功皇后征韩视作汉籍东传之始，提出所谓的“新罗掠书说”。

　　松下见林（1637～1703）在《本朝学源》中推断：

　　住吉大神美彼国，令神功皇后平定，以授应神天皇，当斯之时，三韩文献都归本朝。

　　伊地知季安（1782～1867）在《汉学纪原》中说得更为肯定：“海西书籍之入国朝，盖应首乎皇后亲征新罗所收还本也。”这一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因袭，牧野谦次郎在《日本汉学史》中写道：

　　……收图籍文书凯旋而归，盖此一役为经籍传入我国之滥觞，使我国文化一跃进入文明开化。翌年又遣荒田别等使百济，恐为当时无人能读经籍，而特聘其国识者。

　　关于“图籍文书”的含义，学界多有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图籍文书”当释为“地图与户籍”，如饭田武乡的《日本书纪通释》（1902）等即持是说。一种认为“图籍”与“文书”应分而释之，谷川士清在《日本书纪通证》（1747）中主张：“文书则经史百家之言，盖此时既来于我邦也明矣。”

　　从字义上分析，前一种解释过于牵强，因为在《日本书纪》同条记事中，除“图籍文书”之外，另有两处出现“图籍”，而一概释为“地图与户籍”，故难以自圆其说。后一种解释从字面上讲应无问题，不过我们不能忽视《日本书纪》中史实与文饰的交混，考之中国史籍，上述句子几乎照搬《汉书·高帝纪》中如下一段：“封秦重宝财物府库……尽收秦丞相丞相府图籍文书。”所以过分纠缠个别字句，极有可能误入岐途，解开汉籍东传之谜的钥匙，还得从时空背景中去搜寻。

　　《日本书纪》的上述记事，还有一个不足为凭之处，那就是纪年出入极大。仲哀天皇九年推为公元200年，但此时新罗、百济均未立国，故皇后征韩说本身漏洞颇多。

　　对《日本书纪》的纪年最早提出疑问的，是江户时代的硕学本居宣长、伴信友、藤贞干等。明治以降，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刺激下，古代纪年考释成为日本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那珂通世、菅政友、久米邦武、星野恒、吉田东伍、平子铎岭、吉田贞吉、原胜郎、太田亮、桥本进吉、末松保和等著名学者均有力作问世，就中尤以那珂通世的研究最为精当，其基本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公认。

　　按《日本书纪》纪年，神武天皇登基岁在辛酉，即相当于公元前660年。那珂博士认为这是受纬书“辛酉革命”之说的影响，从推古九年辛酉（601）逆溯一蔀（计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而将人皇治世之始人为地定在公元前660年辛酉。这种改篡的结果，使古代纪年被大大拉长，长寿天皇比比皆是，甚至闹出天皇去世与皇子诞生其间相隔数十年的笑话。经与朝鲜古史比照，神功、应神二代比实际纪年提前约一百六十二年左右，而崇神天皇以前年代以天皇一世三十年的概率计算，神琥创业当在汉元帝之世（公元一世纪前后）。

　　那珂博士的纪年推算，虽然不可能达到精确无误的程度，但无疑为古代纪年提供了一个大致可信的计算基准。神功皇后征韩发生在公元200年，以那珂纪年换算，实际年代约在公元362年。我们知道，百济和新罗的立国分别在公元345年与公元356年，所以如果把神功征韩的年代设定在四世纪中叶，那么此条记事的年代疑点即可排除。

　　大约到公元四世纪末，日本在朝鲜南部称霸一时，先后将新罗、百济纳入势力范围，从而与图谋南下的高句丽形成正面冲突。现存吉林省集安县内的《好太王碑》，记录了四世纪末倭兵渡海破百济、新罗，其后高句丽好太王（374～413）率大军数败倭寇的事迹。这块碑文与《日本书纪》的皇后征韩记事，恰可互为佐证，为我们了解四世纪半岛的局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新罗于公元356年兼并辰韩十二国而始创。如同前述，辰韩亦名秦韩，自称秦人之后，其贵族阶层当以汉族移民为主体。辰韩风俗语言不类土著，有城栅屋室，善农耕机织，乘驾马车，嫁娶有礼，且“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后汉书》江夷列传），故在三韩中文明程度最高。倭人征掠其地，本意当在垂涎财富，可事实上不可避免地也成了一场文化掠夺。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征韩条记载，倭人仅在新罗一地就获战利品八十船，其中肯定夹有“图籍文书”之类的汉籍。但是，倭人一旦满面载而归，日本依然是汉字文化圈之外的一座文化孤岛。亦即，新罗一役，日本虽然在异地经受了一次汉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其本身尚未掌握这种文明最基本的载体——汉字，所以还不具备接受和消化汉籍所负载的思想文化的条件。简言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视之，“新罗掠书”纵然实有其事，但因为未对日本文化形成实质性影响，所以不能将其视为汉籍东传之滥觞。

　　三、 文化纳贡与王仁献书说

　　神功皇后在位六十九年而卒，四子应神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十六代天皇。

　　4、5世纪之际，倭人在半岛几番进退，已经切身感受到彼此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如同前述，倭人掠夺的对象，由财富而文化，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战争毁坏了旧的文明秩序，但同时将文明散布到新的区域，从而构筑起新的文明秩序。

　　神功皇后征韩一役，将新罗王室的“图籍文书”席卷而归，这意味着汉字文化圈边缘已快迫近日本列岛。我们说“已快”而不说“已经”，是因为纵使汉籍业已东传，但当时日本尚无文字，皇室更无人通晓汉文，故汉籍在日本的流播仅止于形式，并无实质性的展开。

　　巨大的文明落差，迫使日本持室宁可牺牲物质利益以换取文化输入，日韩关系遂出现新的格局。在朝鲜南部，百济与新罗为邻，两国争战不息；新罗与高句丽结盟，百济与日本交好，形成双重对抗的局面。百济每每接受倭国的军事援助，而输出文化以作酬谢。亦即，百济虽然在军事上俯首称臣，但在文化上却为倭国宗师，这种特殊的关系一直维系到日本步入汉字文化圈，文明程度与三韩并驾齐驱为止。

　　公元5世纪中叶，半岛局势趋于紧张，百济频繁派遣文化使节，向日本传授儒教、道教、佛教等先进的中国思想文化，以图在倭国武力庇荫下与宿敌新罗一决雌雄。据《日本书纪》记载，这种为日本皇室启蒙的文化使节，滥觞于应神天皇十五年的阿直岐：

　　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次年王仁应征赴日，向皇太子讲授典籍，事见《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条：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从上述两条记事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几点推断：

　　（1）皇太子亲自拜师，主动延聘王仁等，说明日本对学习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2）百济遣派阿直岐、王仁赴日采取的是文化朝贡的形式；

　　（3）阿直岐、王仁分别成为“史”、“书”之始祖，印证外来移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执掌着朝廷的文书工作，对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应神十五年即公元284年，如按那珂纪年法推演，则为公元446年。毋庸置疑，五世纪中叶，汉籍已对日本文化形成真正的影响。这一时期流传到日本的典籍，《日本书纪》虽未言明，但比之成书更早的《古事记》（712）却说得很清楚：

　　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按：“王仁”日本语读若“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

　　《古事记》的这条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确定汉字及汉籍东传的重要依据。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写道：

　　西土文字东传之嚆矢，《古事记》作应神天皇御代百济遣和迩吉师贡《论语》和《千字文》，当为是时。且《怀风藻·序》等亦见其旨，奈良时代必如此传闻。在此之前，尽管也有外国人……迁来，然书籍并未传来。

　　《怀风藻》是日本最古的一部汉诗集，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751），编者不详，或为淡海三船，全书共收汉诗一百十八首，诗风明显受六朝、初唐诗影响。其《序》云：

　　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

　　正如中国文献中的“徐福赍书说”一样，日本文献中的“王仁献书说”，虽然反映了五世纪中叶汉籍东传的历史真实，但《古事记》的这条记载，我们决不能视之为完完全全的历史事实。举例说，《千字文》作者周兴嗣卒于梁普通二年（521），如果信从《日本书纪》与《古事记》的记载，这部书在著者去世前236年业已传到东邻，即使按那珂纪年法换算，著者去世与作品东传之间仍然相差一百五十年以上。

　　其次，把汉籍东传的头功算在王仁身上也不尽妥当。王仁是由阿直岐向天皇举荐的，在王仁赴日之前，“能读经典”的阿直岐已经教授太子菟道稚郎子达半年之久，王仁只不过接其后任而已。阿直岐在给太子启蒙时，必定也使用了某些汉籍，所以朝鲜的《海东绎史》会有如下一段：

　　应神十五年秋十月丁卯，百济王遣使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二匹。阿直岐能通经典。

　　这条记事亦不可能完全是史实，其可信程度只能放到时代背景中去审辨。《古事记》与《海东绎史》所列举的典籍，确实在古代日本都很流行，且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但至于哪几部典籍于何时由何人最先传到日本，却实在是一笔难以理出头绪的糊涂帐。再以《千字文》为例，自本居宣长《古事记传》以来，学术界已经争论了数百年，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见解，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就有下列几种：

　　（1）《千字文》东传比周兴嗣去世早了上百年，因而否定《古事记》此条记事的真实性；

　　（2）中国古代同名《千字文》的识字本不止周兴嗣一种，《古事记》所指《千字文》很可能是现已失传的别本，甚至有人将其比定为《钟繇千字文》或汉章帝的《千字文残卷》等；

　　（3）绝对信任《古事记》的记载，不过以周兴嗣卒年为依据，认为王仁赴日在公元521年之后。

　　上述几种观点，似乎都有就事论事、偏执一端之嫌，如果从汉籍流播的一般规律及5世纪前后的历史背景去考察，完全可以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涵义。

　　如同前述，汉籍东传实始于4世纪末的倭人征韩，《日本书纪》未明言阿直岐、王仁贡献典籍，正说明重要的典籍在此之前大部分已传入日本，皇室无非是为了要读懂这些典籍才延聘阿直岐、王仁为太子之师的。即是说，阿直岐、王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功绩，不在于传播汉籍，而在于传授汉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籍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始于阿直岐，而非王仁。

　　阿直岐、王仁用以启蒙太子的课本，绝不可能是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但必定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本，也有可能是五世纪之前的别本《千字文》，或者是开启蒙读本先河的《仓颉篇》、《急就篇》之类。因为日本人要学习汉籍，必先掌握汉字，故此，以识字为目的编纂的各种童蒙读本，无疑是最先影响日本文化的中国典籍。如果借用《古事记》的例子形象点说，《千字文》在日本的流传必定先于《论语》，因为日本人在掌握了《千字文》之后才有能力去研读《论语》。

　　综上所述，公元五世纪日本皇室开始接受汉文化启蒙，先是学习《千字文》之类的初学读本，继而学习《论语》、《易经》、《孝经》、《山海经》之类的典籍经书，从而启开通过汉籍直接吸收中华思想文化的帷幕。

　　四、 简短的结语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文字的使用视为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汉籍与汉字的东传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汉字最早传到日本的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之前。然而弥生人并不懂汉字的含义，只不过将其视若某种装饰纹样罢了。秦汉人携往日本的汉籍，无疑经受了与汉字同样的命运：金属文化和水稻技术冲击着日本社会、经浊、生活等各个方面，从朝代更替的震撼中刚刚惊醒的弥生人，尚无暇顾及与生存并无直接关联的汉籍。

　　公元四世纪，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大和朝廷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于是神功皇后对垂涎已久的三韩发动掠夺性战争，倭人将“图籍文书”亦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虽然无力读解这些汉籍，但已深知其价值。紧接着，应神天皇以武力要挟百济纳贡文化，为日本皇室启蒙。日本皇室对摄取汉学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所以收效极快，到五世纪末时，日本虽然未能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但已经学会使用汉字，从而开启了文明的帷幕。以熊本县船山古坟太刀铭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金石遗文，标志着日本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中的一个新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