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都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农村题材的文学渐渐失去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有一些作家不甘心偌大的农业国就由那么一点初级阶段的“都市文学”支撑门面，继续探索着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道路，只是这种探索很难偏出旧的途辙，比如“问题小说”的模式。不直接触及当前或历史上某个重大问题的固然不是“问题小说”，但反之也不一定就是“问题小说”。许多世界名著表面上都是“问题小说”，然而由于透过“问题”发掘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就非一般“问题小说”可比。“问题小说”不能一概而论，但前两年几部引起普遍关注的农村题材小说，确实仅仅因为触及了某个敏感、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民办教师、救灾、扶贫、基层领导机构改革——而轰动一时，那些问题一旦不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焦点，“轰动”也便成了明日黄花。
宽泛地讲，阎连科笔下农村的贫困、窳败、封闭，也是“问题”，甚至是最基本的“问题”，但或许正因为农民的日常生存这个问题太基本了，对于麻木起来并不困难的社会神经来说，反而不成其为“问题”。又或许这种人人可见的“问题”长期摆在那里，渐渐就生出了思考、谈论、对待此问题的一整套固定的策略和语言，“问题”一词本身就是这一整套策略和语言的浓缩式表达。农村生活的真相，一经“问题”式策略和语言的过滤，永远只能以其片面而僵硬的存在呈现出来。作为意识形态用语的“问题”一词淘空了农村的广袤与深邃，真实的农村在“问题”的覆盖下消失了。阎连科描写农村生活，并不希望在“问题”的意义上耸动视听。他不像别的作家，急于将自己的农村生活体验归入某个外界容易理解的“问题”，而是在习惯成自然的“问题意识”之外把握他的对象；写的还是“问题”，意之所瞩却与“问题”无关。唯其如此，在他的小说才有了熟悉而陌生的东西——在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而前，在由此而激起的激动和震撼之中，你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困惑；你不能用惯常的问题意识来理解他的问题。
我最初读到的阎连科的作品，是发表在《萌芽》上的一个中篇，讲死去的军人如何被迎回家乡与另一个亡魂“冥配”，爱情、权利、仇怨与民间宗教仪式奇怪地混合一气，一上来就不同凡响。艺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乡里人特有的辨别细节的锐利目光，对具体事物持久的记忆，执拗的凝视，和并不急于加入文学时尚的那份镇定。后来知道他以前也曾讲述过“市井风俗的历史”，写有“军旅小说”系列，一番曲折之后才决定从十多年来二百余万字的创作中认定一条自己的路——依托“耙耧山脉”“创造自己的‘小说世界’”。他的创作谈《希望拥有一个世界》、《回头一望的伤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版《“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获奖作品集》）对此有很好的交代。
走进“耙耧山脉”的阎连科，确实营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那对乡野无距离的贴近，对乡野与非乡野的生活现象的严格区分，对潜藏于乡野同样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和世代恩怨的揭示，对乡民在绝境中激发出来的强韧的生命力的恣意渲染，对朦胧神秘的气氛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人鬼之情的细致刻画，中原深处独特的人性风物，以及饱满、沉重、精于刻镂而略为滞涩的笔触，都显示了无可怀疑的创作实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豫两省堪称“文风较盛之地”，涌现出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家。因乡士的连带，他们的创作多少具有某种“家族的相似”。当我知道阎连科原籍河南时，也曾不假思索地将他和一些鲁豫作家联系起来，希望从中找到理解他的有效参照。事实证明，这样做并不能让我心安，尤其并不能让我将上述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困惑所包含的阅读体验整理清楚。
比如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还有李佩甫最近的《羊的门》，和阎连科某些作品一样，都致力于揭示乡土中国的权力纽带。但这些作家写权力，往往牵连着人性善恶的思索，客观上则呼应了当时席卷中国大地的人道主义、人的发现和“性格组合”的潮流，有的还特别想通过模仿乡野的权力戏剧来进一步编织更加宏大的权力寓言。阎连科写权力，却并不涉及善恶，也与乡野以外的权力结构无关，只显示着本能的欲望和近乎尼采所谓的意志冲撞。一定要分善恶，倒是善的成分居多。《耙楼山脉》那个欺霸乡里的村长在阎连科作品中是孤立现象，更多的倒像《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他们觊觑村长的位置，是想按自己的计划将村民们带出苦海。阎连科用权力关系结构他的小说“世界”，又用“世界”来范围权力——他的“世界”的高度封闭性和纯粹性限制了（不像上述作家那样挑逗着）读者从小说的权力描写出发展开寓言或非寓言的社会想象。
那部让大家吓了一跳的中篇《年月日》出来时，我还将他和既非豫籍亦非鲁产的杨争光作了一番比较。杨、阎皆敏感地嗅出中国农民常遭压抑、千年淤积的怨气，他们笔下的人物，简直个个都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那种为怨气所化的“怪哉”，怨气一消即神散而形灭。但首先，两人所写怨气具体内容不同。和上述四位鲁豫作家一样，杨争光描写的农民的怨气，是强弱失衡而致的不公与冤屈，阎连科发掘的则多半是人对不可战胜的人道的无奈和愤懑；一个指向乡村社会正义的缺席，一个指向超越乡村生活的人道之无常。其次是怨气的发泄，杨的著名的方法是让倔强的“老旦”在幻想中变成戳在仇家粪堆上的一棵树。有人说这模仿了美国谁的作品，我看不出，只觉得那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神来之笔。这棵树戳在什么地方，至少让得意洋洋者略一惊诧，失去了他们的世界的圆满。这比起鲁迅的“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来差远了，但凝聚着老旦全部心力的那棵似真似幻的怪树，无论遭到怎样讪笑与砍伐，其挺然傲然仍是何等快意——恐怕要胜过知识分子一切的叽叽喳喳。但阎连科的人物发泄怨气的方式大不一样，或者如《年月日》中的“先爷”，在无益地朝歹毒的太阳抽打几十皮鞭之后，只好拼却残躯，滋养“满世界”唯一的庄稼——钻到玉蜀黍“树”底下让根须无孔不入穿遍全身因此也算是变成了“树”的一部分；或者如引水失败后的三姓村民以自杀了却一切。悲壮是悲壮，较之老旦，却黏糊了点。阎的怨气始终不超出苦主自身，至多在亲近者周围游荡，最后也就在游荡中消弭——消化掉了，从不把怨气移发向别人，成为社会性的情绪力量，怨天怨地之外，只剩下跟自个儿较劲。人这样，鬼也好不到哪里去。你看《耙耧天歌》那一家之主死后变成了鬼，要多窝囊有多窝囊，和鬼雄、厉鬼之类一点边儿也沾不上。在阎连科小说中，人与鬼即使有所动作，也只是地平线以下的闹腾，不会让“世界”外面的人们听到半点响声。鬼身上有太多人的思虑，人身上有太多鬼的灰暗；倘说有什么壮观，至多也只是不惊动他人、不影响外界的毅然处置自己身体的豪举了。但这就像先爷或者用自己的骨殖救治儿女的尤四婆的“死”，要掘开掩埋他们的厚厚的泥上，其悲壮性才能为世人所知。阎连科创造了一个人鬼二气混合为一的“世界”，又把所有人气与鬼气收敛在高度封闭的“世界”中，不肯稍有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