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姓黄名升民的老师应该是在西配楼朝西的一个教室里，下午时分，阳光充足，新生入学。海明班主任点完名新同学各自介绍完毕后，一个白底花格短袖衬衫的微胖方个中年男子适时出现了，“这是咱们广告系的系主任，黄升民老师”，刚做研究生还带略带羞涩之气的海明老师咬文嚼字道。眼光早就聚到这个容光焕发、天庭饱满、宽额浓眉的系主任身上。只觉得这系主任真年轻呢，怎么和电影电视上看到的端端正正、步履缓慢、两鬓斑斑的教授不一样呢，像什么人呢，又说不上来（后来我知道像什么人了）。心里振奋了一下，觉得这学上得有点意思，广告学，不像教授的系主任老师，似乎有一种不可预知的前景在里面。黄系主任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追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吐字中气十足，音色圆润，不浓重但一听便知的广东口音。通篇意气风发，情绪富煽动力，不时亮出点幽默的火花。大致内容好像是跟我们描摹了一下广告学系灿烂的发展前景。只听得大家越坐越直，哈哈直乐，回来后好像还展开了热烈的议论，对这个系充满了很多憧憬，对这个系主任充满了不少好奇。 
    接下来就是在两种场合能见到他，需要煽动人马出动的动员大会，还有就是有嘉宾来演讲或有外事活动时作个热情洋溢的开场白。至今提及那个时期背景下的黄老师，脑子里闪出的就是他那件胳膊肘处打了两块皮补丁的米色呢子西服，像《血疑》里大岛茂的那样。就这后来被他称为的从东京带来的穿着四处招摇的行头帮了他很大的忙，这个VI标识让人能感受到一些留学东洋的气息，显得气宇不凡。
 
    大一的专业大课只有一门“广告学概论”，是丁老师给我们上的，大家听得很高兴。加上丁老师慈眉善目，大家和丁老师要亲近得多。而对于这位眉毛冲着的老是在五米之外看着的黄系主任总是以一种远视和仰视的感觉来对待。虽很难得见得到他，但见到他的时候总觉得他是随时都活力充沛的在忙乎着不少大事，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等颇能忽悠住人的印象。
 
    到了大三终于有了黄大腕的“广告策划”课了，第一堂课他先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让我们对于他个人还有什么想问的就问，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好像大家也没问什么出格的问题。迎来了系主任的课，同学们有些拘谨，也有些兴奋。其实遥望了两年，大家想问的诸如爱情婚姻家庭发迹史之类的东西多得去了。然后他就让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兴趣爱好特长之类的写在一张他准备好的带来给我们的小卡片上交上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项“血型”，我至今都忘了问他为什么要我们写这个，我想是受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吧，日本人老爱搞一些血型与职业、血型与增高减肥之类的东西。一个学期的课程具体讲了些什么也忘了，就对“手掌打开，送你一个王八蛋”，还有在日本吃“份饭”印象深刻。对了，还有一件，说起在日本寄宿在一户人家里，家里的小朋友养了一只小母鸡好像叫花花，每天下一个蛋，有段时间黄同学嘴淡，就想当然的把鸡蛋取走煮着吃了，后来不小心看到小朋友的观察日记，写着“花花这两天是不是生病了，怎么几天都没下蛋了？”，小朋友伤心得都哭了，原来这只小母鸡下的蛋是要孵小鸡的，而且是作为生物课实验作观察的，吓得黄同学没再敢再去取鸡蛋。我们笑得趴倒一片。课程内容讲了些什么记不住了，笔记倒还在，不过黄君讲课时的风貌却印了下来：严谨的时候在黑板上画个表要一点点的填上；说高了的时候一时半会儿难以收得回来；思忖的时候就眉宇一锁眼光定格；严肃的时候语气低沉有力脸部就只有嘴在张合；得意之处就语调拔高哈哈大乐。那个时候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感觉应该是和现在不一样的，一种青壮时期饱满的自信之外还扬洒着一种张扬和得意。“是吧——”，眉毛一扬，嘴角一压，然后眼睛携着笑意的盯向一个同学，被盯的同学就只有频频点头。
 
    策划课要结束时，大户也来了，什么报纸、摩托的。黄老师大手一挥就让我们自由组合，各自成立小组，每个小组模拟成一个广告公司，各取一个公司名称，各选一个客户，开始搞策划，是真搞。大家水平都不高，也没取出什么好名字，然后就叽哩哇啦煞有介事的开始弄来弄去。那个时候刚在培训中心抢了块地盘挂上了IMI的银灰牌子，一个大机房围了不到十台的电脑，要敲报告的就可以去那里使用高科技了。进展过程中，偶尔黄老会来闪现一下，拿起打印出来的东西扫两下一搁，发问几句，然后三言两语给些指向，大家就貌似豁然开朗的继续弄去了。IMI的那个大机房是垫高了一截的木地板，人一上去就步步作响。很奇怪，我现在一想脑子里还会准确的印出黄老师一大脚踏上那地板的重重的一声，或许我就没听过几次。那时，只要他的脚步一响起，我猜想所有同学都会肌肉一缩，心头一紧，手足微抖。不单是在IMI，还有图文，还有后来东配的IAI。现在想来除了他自然投射的威严和风范所必然带来的大家对他的敬畏之外，还有一点，就是FUNS见到偶像时的无需多解的反应，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此外，还有一个比脚步声还要可怕的声，那就是只属于黄老师的从楼道里由远而近突然袭来的极富穿透力的吆喝声。丁老师在给黄老师写的一个小小传里头有一句话，“此君最擅长在楼道里喊人”，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能凝练黄老师里里外外人格特质的极致化了的一桢无限延伸去了的图像，无法替代。
 
    其间对黄系主任的认识还来自于一些边边角角的旁白。例如，我们外语课的鲁津老师间或提起黄老师，对这个教过的学生是无奈中又不加掩饰的夹杂着欣赏，“你们那个黄老师呀，上我课时老坐在最后一排偷偷看日语，说出来的英文呀，一大股日语味儿。”，“特喜欢踢足球。”陈宏年老师一次说起：“老黄做过一次饭，我印象特别深刻，最后一道菜是个汤，还撒了些花进去”。IMI搞调查买了堆假名牌表送被访对象，我质疑不会太假吧，王冰优雅的拿起一块戴在手上静静的说：“这种表如果戴在阿黄手上，是不会有人怀疑的。”好像是刘旭告诉我的，有一则很不错的珊拉娜丰胸霜的广告出自阿黄之手，一个体态曼妙的少妇侧面一纵行弧形小字“人身多曲折，女人好精彩。”真个到位！还有，上两届有一个藏族师兄叫“弥玛”，据说黄老师一张口就叫成了“妈咪”。
 
 
 
    要毕业了，工作还是考研呢？我选择了考研，很坚定的。为了什么呢，有些道不明，不过可以明确的说是为了心中一个无法具体描述清楚的理想，就觉得还要再经历这个阶段才能向这个愿景接近一些，那是一种属于年少时代的意气风发。事情往往到了结束的时候最有经验，四年大学生活结束时，才觉得自己所学甚少，而感觉才刚刚出来，除了自知还需进一步拓展自己、辨清方向外，就是黄老师所投射出来的人格魅力的一种召唤（有些倒牙，但又不知怎么表述），即便到了现在，我也不能指标清晰的分解出那时是怎样的一种认识和感触。几乎是一种自然生发的强烈力量牵引着我走上了备战考研的道路。
 
    那个年头考研还没成时髦事，动这念头的人不多，但班上也颇有几个，都是英语第一次就过了六级的大内高手，而我，四级都过得颤颤巍巍，以至于上英语课时总被鲁津老师督促提点，那时同班上外语的还有另外一个王菲，就是今天唱“我只要靖哥哥”的王蓉。开始一叫王菲，两人都同时站立，后来漂亮王菲也就不再掺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鲁老叫的是我，因为排行倒数。为此，我报了个京城排行第二的考研英语宗师的班，因为第一的没挤上，然后进驻北大，开始了暑期挥汗如雨的求分生涯。在那里，我认识了现在大家所熟络的这位小宋姑娘，和我投宿的好友的宿舍隔着几扇门。她说她对广告很感兴趣，听说北广广告不错，耳闻一叫黄升民的老师不错，所以争取能过去。我俩时常隔三插五的打个气儿，我现在眼前还能现出标准淑女头的她盘腿坐在上铺探身笑嘻嘻的和我说话的样子。
 
    在未名湖边看英语单词看了一个月，热了热身，给从东门进要从西门出的闲人指了不少次路，充分享受了一下北大眼花缭乱的便宜伙食，然后带着几本笔记本回广院开学去了。复习过程中钟静给了我一些指点，这位不是老乡的老乡师姐从我进校就不时给些指导。很难忘记的还有考试的前一天晚上，都要熄灯了，康瑾给我送来了一包“旺旺”，我现在三次看见旺旺，就会有一次浮现出康瑾温柔的笑着举着旺旺站在我们112宿舍的门口。经过了眼光呆滞、神情恍惚的紧张艰苦充实的复习、考试、等待过程，分数下来了，英语53分，崩溃了，按照常规，应该是在分数线之下，但隐约觉得事情应该不会就这样完了吧。在试考完后，我和班上的袭同学经第三个班主任刘旭推荐，去了当时的北广艺现在的歌华实习，当时去的时候还想着留条后路，考不上研的话那就工作，但是当分数下来以后，一种真实的想法砰然还原了出来，强烈的冲出——我一定要上研！今年不行，明年再来！就这般的坚定固执，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萌生出来的力量和胆量。就这样，我没加犹豫的推掉了北广艺已下来的指标，然后开始等待一个生死未卜的公告。所以到了今天我都还觉得欠着刘旭一个大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和报。忧心忡忡的等待中，按奈不住冲动的决定给远在东京的黄老去信一封。要发邮件只有去IMI，那时敲字键盘都还没找准，刚好小小在，对于这个师姐，虽接触不多，但印象很好，总是不紧不慢喜言和色的，很亲切。她听了我的简略诉说之后，安抚了我一番，热情的说我帮你敲吧，我把起草的纸张递给了她。其间用了“岌岌可危”一词，但那时候心智恍惚的，居然写成了“危危可岌”，不知当时小小看了有没有暗暗笑死过去。信，黄老师收到了。
 
    一个中午，我正午觉做着梦，一个考研同盟冲进宿舍喊道，英语分数线下来了，知道多少吗？我少呼吸了两下，反倒镇静的说道，不是54就是53。她定睛看了我两秒钟，大笑道，52。我当时就瘫倒在被窝上。
 
    一关过去了，还得一关。然后就在丁、路、钟、陈、肖几位老师的关照下，我跌跌撞撞的又闯过了这个对我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大坎。
 
    再见黄老师时，已经是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初夏时节了。
 
 
 
    在1号楼楼梯的一个拐角处，我见到了飘洋过海后再见到的从东瀛归来的黄老师。看着下课从教室出来下楼的他，等候良久的我忐忑加百感的叫了他一声，并弯腰倾了一下身子。他，老板样的笑了。
 
    写论文、照相、吃散伙饭，在飘忽的忧伤依恋中毕业了，开上研究生。第一年从暑假开始就跟着IMI年鉴做事，还带了几个美师妹帅师弟一并，不时，王冰带着我们去北街片区打打牙祭，活干得很开心。开学了，我和彩云见到了另外的两个同学老纪、小金，一胖一瘦，班子颇具小品感。第一学期没排我们必修的专业课，但黄老师要求我们合着上两届的师兄姐们旁听。一周一次，围坐在IMI的大长桌旁，每周一人主题发言，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然后黄老师就会问谁来说说，跟着目光巡游一番，定住，“谁谁谁，你看有些什么问题。”这是黄老师惯用的招数，不仅让出现的人偷懒不得，还增进了每个人的攻击力，无形中培养了大家直言不讳的批判精神和厚皮厚脸的反批判精神，想延续课下的一团和气都不行。那时我们旁听的倒省心，就这人说时脑袋转向这边，那人说时脑袋转向那边，听明白的时候就点点头。但偶尔也会被问及，从此也不得不边听就边得琢磨着发言同学的破绽，瞌睡也吓得尽量能不打就不打了，这种一上课大脑皮层就无轻松的状态一直伴随至我们毕业。来回几趟内讧后，黄老师就“嗯”一下，开始志得意满的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了，大家都已经过了一番自我知其然的过程，这时再一听没准儿就能知其所以然了，至少不会太迷糊。
 
    当时黄老师带着上一届的周艳等在做“媒介购买”的研究项目，那会儿摊子远没有现在铺的这么大，我们刚入学的暂时派不上用场，且黄老知道过六级开不得玩笑，让我们先把这事忙乎定了，除了彩云坚守IMI外，都没参与什么大项目。但自己也没积极上进的向组织靠拢，想着先徜徉在新鲜的阶段偷偷懒。很快一学期过去了，第二个学期的专业课我们就不是旁听了，得主说。人少，课堂小，所以授课方式就可以因势利导，饭桌也就会成为课桌。先上课，后吃饭，弄得每周大家都挺盼望上课的。但是，可不是顿顿白吃呀，黄老板约摸着不能溺养出我们爱占便宜的不良思想及得灌输一些行走江湖的礼数，并没有大包干，要不我等凑数埋单，要不他拍出个稿费什么的做底数，如175，超了的我们自己垫。但即便这样，嘿嘿，总体来说当然还是我们占了大便宜啦。课程内容都有过些什么已然模糊了，但对几个吃过饭的地点倒有些印象。
 
    紧跟着又开始了一个大活“中国广告猛进史20年”，大段、小小等为主力。那时对广告的理解还非常狭隘，就喜欢搞些策划创意之类的初级实务操作，对什么产业化呀史呀之类的需要深度的研究型工作尚未产生兴趣，因为深度还没出来，所以小肚鸡肠，目光短浅，所以也没积极主动的举个手请个愿，梭啦，平日除了上完课看些书，就是去些半大不小的公司帮给弄些文案策划之类的活，一转眼，一年就碌碌的过去了，其间过了两次六级，都手抓手抓的。
 
    没干活吧，心里就发虚，见到丁老、黄老时因觉得自己不学无术，自觉惭愧，所以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对黄老师的敬畏感只增不减。有时轮到自己做报告了，因准备得很忽悠，说着说着都会声音发颤，因为知道什么都暴露在黄老师眼皮底下了，真个追悔莫及呀。自己不上进不说，还干了件抹大黑的事。有一天下午，我不知在东配四楼IAI干着什么，忽然听见黄老师的大脚声，紧跟着就由远及近传来了他喊人的话，这次没叫其他人，叫我呢，是这种叫法“王菲呢——？王菲呢——？△△△，王菲这个☆☆☆！（嘻嘻，此处省去六个字）把我的脸都丢尽啦！”，冲天怒气穿墙而过、扑面而来，我还没来得及反映该惊还是该吓，门就被“砰”的一声给重重的撞开了，黄老师站在了门口，一脸颇具强度的怒容，我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边迅速的检索有可能闯的大祸，惶恐加疑惑的看着黄老师两条冲起的眉毛下的大瞪眼，等待着下文，此时容不得我发抖了，脑子里只是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屋子里的人也都呈静止状等着事态的发展。他接着往下说“刚才全院系主任开大会，我被刘大院长在大庭广众之下点名批评——‘黄升民呀黄升民，你怎么教的学生，广告系的研究生还被假广告骗！’（他还学着刘老的口音不紧不慢的说），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丢人！”（哈哈哈哈，写到这里，又笑了个半死）。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两三个月前一体态柔弱、目光真诚的女人在学校女生宿舍推销日用品，谁知是个骗子，她采用先付款后到货的方法，席卷资金过万，其中有我注入的200余元，然后玩消失，被骗女校友过百。后来此女在从大北窑到梆子井的小公共上被我广告系一97漂亮小师妹慧眼识出并徒手擒获，扭送至保卫处，哭涕之中供出了一个小本，记录了被蒙顾客的名字及货品，其中有我。就这样，有了上面这一出，当时一定在坐的系头们都放声大笑，一向英姿飒爽、笑傲江湖的黄大腕哪里踩到过这等婆婆妈妈的事呀，真是莫名其妙的阴沟里翻了船，能不生气吗？丢人呀，同学们，丢人呀！所以，什么错都可以犯，千万别犯这种被人坑蒙拐骗的大错，奇耻大辱呀，自己就罢了，咱上面还有人哪！呜呜呜——
 
    研二啦，六级也终于过了，神清气爽。一日，黄老师说“要做项目了，广电集团化研究，大家先自愿报名吧。”然后顿了一下，朝我说“王菲，你也该出动了吧。”我心里一扑腾，知道这是对我一年多来的逍遥游离状态的提醒。那还用说吗，当然该出动了，虽然正打算出去实习，虽然“集团化”是多么生冷的对象，但是，要做项目了，要学东西了，我考研时的信誓旦旦怎么说的来着，该上马了。并非透彻的思虑中开始了小组工作，经过了一些前期铺垫，准备南下。
 
 
 
    南下之前，除了整理研究框架、确定考察内容、熟悉媒介环境外，黄老师还给我们传授了一套独门绝技，但不是他传，是师母传。他说师母嘲笑他说，你们研究电视的连电视技术都不懂还说研究电视。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把我们一小堆的带到中央电视台，正样八经的有桌椅板凳有黑板的让师母给我们上课。师母是个好老师，删繁就简行云流水的就把一些卫星、数字电视等常识分解给一穷二白的我等。那是第一次见师母，美丽娴淑且不表，那温柔亲切的目光非常印人。而后还带我们四处参观了一番。之后就在台内小餐厅的饭桌上，黄老师在本上画了几个大图，作了一番拨云撩雾的概述，算是给我们临行前的干粮。
 
    打点行装，兵分三路，我和小金作为前锋小勇登上了直达上海的火车。谁知当日皇历上可能写着不易出行，才上火车，搁行李时，金同学就把脚给扭伤了，很严重的，一会儿就肿得高高的。我说要不先下车医脚为先，但他执意忍着到上海再说，火车开动了，只好让列车大夫给处理了一下，他说一下火车就得赶快去治疗。那天晚上小金疼得估计一夜没着，我也很不踏实，心里沉沉的，一是觉得小金这脚别出个什么大问题，二是压力增加了好几分，因为对于这个项目小金比我通透的多，除了小组长周艳外，就他是主力了，接下来我得多上上心了。幸好到了上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扫去了不少阴霾，在广电局的老楼下，透过窄窄的街道看到了黄浦江畔的明珠塔，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和局里一领导接上头后，我们被安顿到了南京路一分支路上的一个小旅馆，一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明珠塔，虽然没觉得这塔好看。紧跟着赶快去医院拍片就医，不是非常严重但也不轻，被告知少走动，开了些药回来敷贴。第二天，一男一女开始出没于广西路片区，男的一瘸一拐，女的时前时后时左时右，一直持续二十余日。
 
    上视、东视、电台、电视台、电影厂、报纸、公司，上海能去的媒体都去了；台长、总编、中心主任、广告部主任，能访的人都访了，提了一个半新不旧的录音机。回来后，将资料整理至一个钢板儿似的笔记本电脑里。这是一个286的第一代笔记本，开机时还得敲C:/路径，病毒携带若干，屡清不止，砸到地上只可能地上凹出个坑。可就这谁都不愿意要的古董居然还是黄老师置办的第一件固定资产，后来我每每抱怨实在太旧时，他还振振有词的开脱：谁用谁发达！哭！
 
    调研访谈中很受各方关照，不仅饮食无忧，碰上与黄教授常打交道的人，还会热情的给些附加内容。如一次东视广告部主任说，小姑娘，我教你两招吧。好像说了一通为商之道，早被我忘光了，但关照之意溢于言表。就在累积的一问一答中，对于“媒介”开始有了些感情，脑子也活分了不少，而且慢慢的一个大图在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了。什么大图？就那个黄教授“四次剥离”的大图。从访谈中听到的各种细碎问题，能感受到广电业当时的困苦冲突将要突破而往的方向就是那四个剥离，暗暗叹服黄老师令人暗暗叹服的学术前瞻性，因为所发生着的变化正是对这个大图的各方注解。而之前，我看这个大图就是几个方框几个闪电。
 
    小金腿脚不便，除了工作不得已行走外，基本就窝在房间里了。我则四处游走，等上海差不多遛了个遍的时候，访谈也接近尾声了。部署之后，我俩前往无锡，与动身南下的黄老师会合。无锡有太湖，但是没去逛，因为天太热，水太臭。访谈了小几日后，转回上海，打点行李，飞往广州，与结束了湖南考察的周艳和结束了北京考察的苗苗、萍儿，和早已冲到了广州的黄司令会师。
 
    热闹呀，这一下，而且觉得踏实，天塌下来有人顶着了，活活。每天分头出去活动，黄指挥也不例外，回来后开会。我和周艳住的房间大，所以就在我们这里汇聚。一日周组长的追求者现在的老公送来了一只大榴莲，大家纷纷围上，剖开后有人掩鼻后退，有人浅尝辄止，而我只觉香气扑鼻，味道鲜美，连吃数口。第一次吃榴莲就喜爱，被告知缘分呐，大家就将之交给我负责吃光。但榴莲太大，怎么吃还是不行。然后就有戏剧场景出现了。黄老师一进我们的门就捏着鼻子大声呵斥“王菲呀，你那个破榴莲怎么还没吃完！”我想飞速吃完定上火发胖，扔了又可惜，就提去给前台小姐，谁知姑娘礼貌的说“我们有规定，谁吃了榴莲就要被开除的。”天哪，那我这散发到上下几层楼的榴莲味一定早把白云宾馆搞乱了。赶快扔了。
 
    工作进展了一段时间后，经广州电视台安排，黄老师带着我们前往珠海游耍。他说，要在珠江三角洲做媒体，首先得了解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这位老广东要让我们有切身的感受。热风中，一行人踏上了葱翠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之旅。

作者王菲，1994-2001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获广告学硕士学位。200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告学专业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