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升民：现在从负零开始

转载自http://www.sina.com.cn 2004/02/22 22:32 新浪传媒
主编：王永亮 成思行

刘晋锋、王永亮2003年4月30日访于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院

有一类人，他们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的世界中而非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和别人对他的期望之中，他们对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在广告学界，黄升民显然是同类专家中的翘楚，可就是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却屡次地声明自己是一个农民，做的是最基础的事情。他的个人经历在外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他却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他还说，现在从负零开始。
我们的许多“刻板成见”都在这次轻松的访谈中被消弭了，一些在我们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原来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我们深感，现在从负零开始，创业无穷期赋予人的力量——黄老师的过人之处也在此，就像他所说的，人应该有独立人格和独特思想。

　　故事：我们最骄傲的是《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从1995年做到现在，现在很多大学搞MBA，搞营销专业，但是没有老老实实地去做这样的市场数据库,它们不愿意做基础的东西，只做浮面上的东西，我说你们做市场的，做经营研究的做数据库吗？你不做，尽发表一些宏观的东西，你怎么有资格去说市场？
　　观察：我们在做的时候很简单，当你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你是顺着它的规律，你会不断地去延伸去发展，顺其自然地去做。如果事先规划好了我先做哪个后做哪个，那是主观主义。
　　建言：到底用什么方式实现集团化，集团化有没有必要，突破口在哪里，用什么做集团，是用行政还是用产业的思想去做，我觉得集团化的所谓做大做强，最后还得有新技术、新的武装手段，而数字电视就是未来的走向
　　论点：学者的任务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有问题我们都会批评。
　　　　　　
　　“一家好报社，顶一所好大学”
　　刘晋锋：您怎么会在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到了《广州日报》社担任文字记者工作？
　　黄升民：因为1972年我高中毕业，正是中国比较动荡的时候。1972年时候学校通知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因为有高考恢复的可能。但是后来又是反击右倾，就取消了高考，当时报社需要人，学校就把我推荐过去。《广州日报》的总编辑林里是新闻界很有名的人，他有个思想：新闻系远不如报社自己培养的学生，他宁愿从高中培养，于是找了15个高中生直接上报社，这15个人是由一个军代表从广州各个学校里找一些比较好的学生进行考试。我的班主任是广州很有名的作家，他推荐我去与军代表面谈，军代表要我把平常的作业拿过去给他看，看完之后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接着我们就去了报社。
　　我们当时去的15个人都是17、8岁，加上后来又去的总共有19人，去了之后也不是说要当记者，只知道要到报社工作了，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林里的思想很有意思，第一个是用高中生，师傅亲自带徒弟培养；第二个他认为一个报社不存在高低之分，你必须对最基本的流程熟悉。我很认可林里的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进报社的门是从厨房的门进去的，要卖早点，做饭，还有的人是做排字工、铸字工、电板工……三个月之后，转到干校对、发行，我当了两个月排字工。从厨房、排字、卖报纸之后是做算是办公室工作的校对，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每个部门都轮了一遍。半年之后，招来的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坐在一个房间的前面，后面都是各个部门的主任，宣布哪个人到哪个部门，这时我们才真正进入编辑部。我和六个人到了青少部，那时候《广州日报》出了一张小报纸叫《青少年报》。到了报社工作就开始跟组长，跟老的记者，又在里头干通联这些跑腿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种训练是很传统的，但是训练也很严格。等到我们开始写稿的时候，一开始写得很短，都改得很厉害，我们叫做改得只剩下标点符号。用什么样的稿纸，什么样的抬头都很讲规矩。有一次我写急了，把稿纸倒过来写了，写后给组长，他一看就扔了，扔掉之后我只有拣起来再改，所以那时候写完之后经常要评稿。虽然是四人帮时代，但是要求还是满严格的。报纸的采访、评稿要求是最严格的，对于一个记者的训练是很好的。在5年的过程里，逐渐从采访到写小消息，逐步地到写长消息，直至写专栏，我后来就是写专栏，这个特别锻炼人，你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这时就会有你自己的自修，因为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学的学习很不正规，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学习进修的机会，主要是靠图书馆，在报社的五年看了很多的书。所以我认为一家好报社，顶一所好大学。
　　王永亮：那可否类推：说一家好的广告公司顶得上一所好的大学广告专业？
　　黄升民：这个可以这么说：一个好的公司，一个好的机构，它真的能够起到一个大学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工作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工资，物质上可以自给。另一个它是不断补充你的知识，让你可以提高。拿了钱你不会有提升，这样的工作是不理想的，如果光是学习没有钱也是不行的，若两者结合起来比较好。我做过报社也做过电台，也做过电视，从业务提升来讲，我认为最能锻炼人的是报社。这里面涉及到训练的问题，应用性的东西单纯从课堂上解决不了，但是光靠现场解决，可能要走很长的路，两者结合起来最好，既有理论上的引导，然后自己在实践上有检讨。
　　作为一个系，一个专业，你必须给这个系一个定位，如果它是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学科，比如哲学系、中文系那你就必须按照学术的规律去训练。但是即使到现在，广告研究也很浅，因为广告的东西很难深起来，这是事实。广告系、公关系都是应用性很强，那你就必须根据应用性很强的规律来安排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在广告系，把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应用部门是很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有调整，应用部门对市场、经营、媒体的管理都是马上要应用的，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培养人才。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但在广告学界，大量需要的都是应用性的人才。那么你的师资配备、科研题目、课题选择就会往这个方向倾斜。
　　　
　　王永亮：1978年至1982年，您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采编专业。开始是在平面媒体，后来怎么会选择到一个侧重广播电视媒体的学校读书？
　　黄升民：因为我在报社工作了五年，应该说做得也不错，而且也写小说和散文。但是到了1977年，特别是我们这代人是命运转折的一年。以前是领导叫谁上大学谁就去，现在那时候上学的冲动不是很强。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自己选择，大家都很踊跃。我那时候正好是22、3岁，报名之后只有很短的时间复习，大概是一个多月。我当时做了五年的记者，很想到外地去采访，但那时候报社条件很差，不允许我们跨省去采访，上北京采访更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想去个远的地方上大学，也不是我非得要做新闻。我开始报的是吉林大学，但别人说广州人到吉林生活习惯会不适应，接着我又报了中山大学，朋友说你报中山大学没意思，不像上大学。正好我哥在清华大学，他说那你在北京选一个吧。那时候人大还没有招生，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北广。北广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只是看到北广有个编采专业，我做了五年的记者编辑，应该是比较对路。1978年的2月底到北京，3月1号开学。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其实十分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