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这让我头昏脑胀，但这正是我期望从她那里获得的东西。

“它唱的什么？”我问道，想像一头绵羊唱着“来吧，宝贝，点燃我的激情”。

“当然是‘咩，咩，黑绵羊’了，”她呵斥我，“现在我想做一张唱片。这头绵羊很可能不愿在录音棚里唱歌，所以，你能不能派些录音师到这里来？他们最好快点，因为它会在任何时候停止唱歌。”

那天下午，一队录音师带着一个24声道的移动录音棚朝着诺福克前进，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歌手录音。他们还收集了绵羊、鸭子和母鸡的整套合唱。我们发行了单曲《咩，咩，黑绵羊》，它在排行榜上名列第四。

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建立在友情基础上，也建立在一种强烈的竞争因素上。我下定决心，要在所有事情上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是生日礼物。我们立即决定去玩“冲岸比赛”，即骑着车从山顶直冲下来，尽可能冲到河岸接近水边的地方，在最后一刻才刹车停下。这是一项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游戏，而我讨厌输给别人。

自行车是尼克的，所以他先来。他刹车刹得非常漂亮，并趁势扭转车头，来了个转弯，因此后轮距离水边还不到一英尺。通常，尼克总想刺激我做一些更古怪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试图阻止我。

“最完美的刹车，”他说，“你没法超过我的。”

我的想法可不是这样。我下定决心要来个比尼克更精彩的刹车。我把他的车推到山坡上，疯狂地蹬着车，朝着河边直冲而下。当我到达岸边的时候，车子显然失去了控制，我没法让它停下来。我飞速从尼克身边冲过，模糊地瞥见他吓得张大了嘴巴，一脸惊恐。我试图刹车，但为时已晚，头朝下，一个跟斗栽进河里，自行车也在我身体下面沉入水中。我被河水冲往下游，但最终设法爬回了岸边。尼克怒气冲冲地等着我。

“你把我的自行车弄丢了，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火冒三丈，气得大哭，把我推回河里。

“该死，你非把我的车子找回来不可。”他大叫着。

“我会找到它的，”我语无伦次地回答，“它不会丢，我会把它捞出来。”

“该死，你最好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潜入水底，在淤泥、水草与鹅卵石间摸索着，试图找到他的新车。我哪里都找不到。尼克坐在岸边，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上，怒视着我。尼克有癫痫病，我有几次见过他发病。现在，他怒火冲天，我希望他的愤怒不会刺激他再次发作。不过，最终，看见我在水里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双手泡得发白、失去知觉，而且还被河床上的石头磕出了血，尼克心软了。

“我们回家吧，”他说，“你永远找不到它的。”

步行回家途中，我想方设法让他高兴起来：“我们会给你买辆新车的。”我向他许诺。

这辆自行车肯定让我父母大受折磨，因为它花了20英镑，差不多要做一个月的废纸篓才能赚回来。

当我们8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温莎大公园的斯凯特克里夫小学去上寄宿学校，尼克和我分开了。

到斯凯特克里夫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着宿舍里其他男孩打呼噜的声音和睡梦中急促的呼吸声，我感到无比孤独，既伤心又害怕。在这天夜里，我突然感到恶心，我明白自己会呕吐。那种感觉来得太快，我还没来得及从床上爬起来、跑进卫生间，就吐得床单被罩上到处都是脏东西。女舍监被叫了来，她不像我妈妈那样心怀怜悯，相反，她把我责骂一通，还让我自己清洗床铺。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屈辱感。显然，我父母认为把我送到这里是正确的。但在那一刻，我却只觉得心乱如麻，痛恨父母，并对今后的事情感到极度恐惧。几天后，我们宿舍一个年龄比我大的男孩喜欢上了我，让我到他床上玩“摸摸你”。在我第一个周末回家时，我差不多把我们在被子里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父母。我爸爸平静地说道：“最好别做那种事儿。”于是，这种事就再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爸爸上寄宿学校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年龄。他的父亲也是。对于我那种家庭背景的男孩，这是接受教育、培养独立和自立——教人学会自己站住脚跟——的传统方式。但是，我不愿意在这么小的年龄就离开家，而且发誓绝不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直到他们达到能够自己做主的年龄。

在我去斯凯特克里夫上学的第三周，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得知自己违反了某条校规。我想我是在捡足球时践踏了一块神圣的草地，为此我必须弯下腰，让藤条在屁股上抽6下。

“布兰森，”校长拖长了声音叫道，“说‘谢谢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