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0月的某夜。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位奥斯本夫人做了个噩梦。她梦见一个可怕的东西将她逐出家门，追逐她赤裸着穿过树林，跑进约翰•D. 洛克菲勒先生安全的怀抱中。在她清醒的现实世界中，她的丈夫发明了一种叫做“奥斯本牌孚油”（Osborne's Embossing Oil）的产品，却眼睁睁地看着投资者骗走了他的钱。他妻子卖掉了所有一切来帮他，包括她那些华丽衣物。但他们仍流离失所，靠一个杂货商的恩惠，从他那里赊购食品来充饥。现在还要担心被人赶出他们的陋室。奥斯本夫人由于患脊膜炎而卧床不起，神志恍惚，32岁就已头发灰白，常做怪梦。她爬上一座大山，“虚弱而疲倦，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洛克菲勒就站在这里。“我是伟大的石油大王，”他说。他带着她坐火车，经过长途旅行，来到他的豪宅。他和他的妻子为奥斯本夫人提供衣食，并派人叫来她的丈夫。从梦中醒来并恢复神志之后，她告诉了丈夫这一梦境，并认为这是一个征兆：奥斯本先生必须写信给美孚石油公司，要求获得一份工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家人或邻居，但她却老是想着让丈夫向一个陌生人透露秘密，把她的梦告诉“洛克菲勒先生”。她那失败的丈夫不愿意用他赤裸的妻子换取受雇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即便是在梦里）。

出于对一个“看似傻乎乎的女人”的纵容，奥斯本先生整晚坐在她床边，构思一封长信。它读起来就像是妇女杂志如《生命之阶》或《破产者妻子》上的一篇伤感小说。信中展现了一个堪为真正女性模范的女人因为无能丈夫的失败而受苦。奥斯本写道：“我并不想乞讨或要求施舍，只是就我们的处境来说，我渴望靠诚实的劳动养活我的妻子和4个孩子。因为我有一位世上最善良最可爱的贤妻良母。”男人和女人通常都会有感伤的体验，那既是一种感觉，又是一种中产阶级道德风格。在各种事情当中，从时尚到礼仪到哀悼，这种道德都重视诸如真挚和信赖之类的品质。。不管是经济繁荣还是萧条——当成功似乎反复无常，而失败却威胁着每一个企业家时，这样的品德在生意上和私人事务中同样重要。一位文学史家说，感伤文化就是“一种规范所有生活的价值框架，以与金钱和剥削的社会风气相抗争。”这种社会风气伴随着战后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感伤规则在商品和陌生人构成的危险世界中培育着秩序。在奥斯本的信件中，这两种价值框架更显得是互相补充而不是彼此冲突。奥斯本利用基督教家庭的可靠性，打算在市场中做一次诚实的交易。

白手起家者与自力更生的监督

这种奇特的书信乞求行为在英国大概开始于1815年。美国人杜邦早在1822年就收到了这种信件。“瑞典夜莺”詹妮•林德（Jenny Lind）和她的经理P.T.巴纳姆在他们1850年的巡回演出中每天收到120封来信。巴纳姆收集这些信件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通过公诸于众来利用它们的办法—— 他最终在“我的信件博物馆”里做到了，一篇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的文章，突出表现了“极端荒谬的”摘录。马克•吐温也保留了他收到的求援信，并发现“这种文学”是如此有趣，以致他缠着巴纳姆和其他人把他们的信给他。多亏了大众化报纸，有钱的美国人在战后的名人文化中变得“富有而闻名”。百货公司巨头亚历山大•T•斯图尔特（Alxander T. Steward）、牧师亨利•沃德•比彻和慈善家玛格丽特•奥利维亚•塞奇（Margaret Olivia Sage，即拉塞尔•塞奇夫人）都收到过求援信。另外还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和安德鲁•卡内基。甚至那些恳求者自己也用“求援信”这个词。有个人写道：“现在，洛克菲勒先生，我猜想您老早就已经得出结论：这是一封求援信。我猜想你会这样叫它。”涌向石油大王的信件随着他知名度的提高以及1873年和1893年经济恐慌的到来而增加。1894年之后的信件后来被烧掉了，但显然达到了每周15000封的高峰。很多写信的人都仅仅只有书写能力，但他们集体作品构成了一个民间流派，将众多孤立、分散的个人共同拥有的情感和商业俗语拙劣地拼凑在一起。这些信件不仅充满隐私，而且更是缺乏独创性：来自得梅因、布鲁克林和新奥尔良的求乞者讲述的是一样的事情，以几乎一样的次序，把他们感到独一无二的伤心事倾倒进极其公式化的信中。他们为他们的打搅道歉，叙述他们的烦恼，极力推销他们的交易。很多人详细地考量他们在失败面前的价值和过失。1886年，有个人在给卡内基的信中写道：“我在一场愚蠢的奋斗中试图摆脱作为下属的责任，它们让我感到厌烦，结果我有好几年都过得很黯淡。  一当然，我遭受了失败和痛苦。这次惩罚尽管严酷，却还是很有用的。”这封求援信不仅是高明的行乞，而且也是一次忏悔性的、本能的身份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