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我想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不和群众运动以及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用是有限的。我很自然地萌生了到陕北去的想法，想去参加红军。恰巧此时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几年同进步同学的共事使我受益匪浅，当时，我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就拿不到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富有朝气的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抱着到世界各地闯一闯的想法，登上开往远东的轮船并找了一份当锅炉工的差事，于1928 年经过日本到了中国。他在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并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1929年6月，他应当时中国交通部长孙科的邀请到绥远参观旅游。他信奉眼见为实的原则，作为记者，更要实地调查。他到绥化（现呼和浩特）后，自己决定到附近的镇子看看。在小镇萨拉齐，他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景象。华北连续四年大旱灾，大量饥民涌入萨拉齐，每天有几百人倒毙在街头。人贩子把妇女、儿童一车车地运到大城市卖掉。政府却见死不救，毫无作为；奸商囤积粮食，高价出售；官僚、富商们花天酒地。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斯诺十分震惊。他写了题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的报道，为饥民呼唤同情和救助。他向自己和周围的人提出了成千上万个问题，坚信这个社会必须变革。萨拉齐是斯诺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他从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出发，决心用手中的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贡献。在上海，他同宋庆龄、鲁迅和一些进步的外国人交往，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和政治、社会状况。他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都赶赴现场，据实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在北平，站在抗日救亡的学生一边，奋力向世界传播这个标志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信息。他密切注意中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并于1936年春通过宋庆龄向中共中央提出他恳切希望去陕北采访苏区的意愿。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满足。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我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他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
我不露声色，应付了一堂燕京大学的考试，照了带着学士帽的照片，还请大学的秘书 蔡一谔 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我是燕大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予以关照。这时我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的需要，便找海伦借了三十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了上述约定的情况。他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我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我上了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到达西安，住进鼓楼大街西北大旅社，这是一家中等水平的旅馆。逛书店时，我买到一本刚出版的进步杂志，其中刊登着 鲁迅 先生1936年6月9日 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赞扬毛泽东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我如约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我敲门后走进房间一看，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得知他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也是我的终身挚友。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1935年10月，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同东北军进行过两次交战，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经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的深入交谈，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深感中共和红军关于抗日的主张和相关政策十分正确，态度真诚，光明磊落，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因而佩服之至。从1935年底起，双方前线部队已约定，两军实际停火，互不侵犯。共产党派了叶剑英、邓发等高级军官秘密驻在西安的东北军司令部，负责沟通联络工作，穿东北军军服和佩带军衔领章，以便往来于西安和保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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