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人在回顾其过去作品的时候，总是会诧异地发现，哪些似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有哪些早已凋零枯萎。我所能发现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唯一原则（而且是拥有众多例外的原则）便是：总体上，当前具有“硬”主题也就是真实性主题或者个人亲身经历的文章或报告比那些打算作为讽刺或鼓吹，或者出于一时的政治热情而写就的“思考性”作品更具有可读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听起来似乎令人尴尬的是，除了一两个特例之外，这些并没有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我力求阐明的将什么包括在内或者把什么排除在外的每一个原则中，总有些例外情况。我本来应该考虑到的由目击者对历史事件所做的两个陈述在本选集中读起来会很舒服，但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却没能够发现值得再次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性。一个是为《圣路易斯邮报电讯》所写的对肯尼迪总统葬礼的描述，另一个是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1967年6月“六日战争”之后对耶路撒冷重聚的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或许是由于我在《八月炮火》中描述爱德华七世葬礼的开头几个段落，他们让我去报道肯尼迪仪式，我接受这个任务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责任。于是我佩戴记者证，瞻仰了国会大厦圆形建筑中的总统，第二天一早就跟随人群在拉斐特广场上走动，看到了来访国家元首非常随便的行进队伍，其中戴•高乐鹤立鸡群，我还参加了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仪式，然后回到旅馆房间里为第二天早晨的报纸撰写评论直至午夜。然而，所有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过去三十六个小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整个活动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我还能写什么呢？我不能简单地描述大家都看到的东西；我必须提供某些特别的意义。这对我而言实在过于仓促：我尚不了解卡米洛特的神秘感；在那一时刻我感受不到肯尼迪在历史上的地位或重要性，而且午夜的最后交稿时刻也令我身心疲惫。我因此在评论中使用了非常冷漠的观点，那些期望恢宏盛大语气的读者都失望至极。

在耶路撒冷，克莱克市长力排众议，命令清除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的障碍设施。此时我就在现场并陪同一个以色列家庭拜访已经十九年没见过面的阿拉伯朋友，我看到在街道上摆摊的阿拉伯小贩昏昏欲睡地打着呵欠，早已占据街道角落以便卖些软饮料和铅笔，而他们的山羊则小心翼翼地溜进了新城。这是紧张不安、充满戏剧性事件和重大意义的一天，然而就像对肯尼迪葬礼所做的报道那样，我的评论缺乏强烈的冲击力。我在此引用这两个例子并非让读者做出判断，而是阐明确立选择原则的难点之所在：我共享了一个事件中那一刻的情感，而对两个事件的描述同样平淡无奇。

说来也怪，之前一年在我初次访问以色列而为《星期六晚邮报》所做的关于以色列的报道现在读来仍然感觉不错。或许是由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或许是由于读者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从而没有情感纽带。我想在一篇文章中传达所有的感受、事实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意义。人们在某个既定的尝试中并非总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一次我认为是成功的。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佛多尔一直用这篇文章作为他们所编的《以色列指南》的导论。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像第二部分开头关于日本的小篇幅文章那样，都需要对引起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我1933年大学毕业，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而阿道夫•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毕业之后我作为志愿者（在1933年有报酬的工作寥若晨星）到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美国理事会工作。这是太平洋沿岸成员国家的国际组织，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和日本。当时的理事们认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日本理事会代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得到学院所能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威望，为此理事会议决定将东京作为太平洋关系学院当时主要项目《太平洋经济指南》编撰的总部所在地。与此相应，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国际秘书威廉•L. 霍兰德被指派到东京的日本理事会指导《指南》的编撰工作，并在1934年10月我作为他的助理一同前往。我在东京呆了一年，然后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于1935年末经由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莫斯科和巴黎回到美国。

在日本期间，我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刊物《远东纵览》及《太平洋事务》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通常都是关于像俄日渔业争论这样并非公众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在就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日本的一本书进行评论时，我非常惊讶地从作者那里收到一封称呼“亲爱的同事”的信。我感到自己被纳入了国际专业人员领域。这封信，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文章而收到的四十美元稿费（我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架留声机及《蝴蝶夫人》的唱片）使我感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