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万营造富豪岛与3个月收入415元的农民工

　　拜读了人民网首页登载的报道《中国第一岛主9000万营造富豪岛每月“烧”钱35万》，算是又开了一回眼界，又领略了一回当今中国社会“成功人士”，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富豪们，是如何营造自己那“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抒意生活的。在记者艳羡的笔触下，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穷奢极欲，什么豪华无度。
　　一个叫王树春的富豪，在1997年取得了原属于军事禁区的，位于深圳大亚湾和大鹏湾的交汇处的三门岛的50年的开发使用权，“合同一签，他就毫不心疼地将数千万元首期款‘砸’了进去。”，不要以为王树春买下小岛是为了什么“回报社会”之类的“公益”作秀，恰恰相反，“王树春就把这个海岛的未来定位为高尚度假区”，什么叫“高尚”？就是有钱，有钱就是“高尚”，这是时下社会上流行的“高尚观点”，管你什么坑、蒙、拐、骗，偷、抢、毒、淫，只要腰缠百万、千万、亿万，你顿时就“高尚”起来。
　　所以，“王树春的蓝图是邀请100个志同道合的人到岛上定居，让他们自主选择地块，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建造自己的居所，或者委托王树春为他们度身定制个性化的房屋，除这100个会员外谢绝外人入岛居住。这就是王树春选择的DIY模式。在他的梦想中，这100个人的别墅，将散落在蓝波荡漾的相思湖畔，背靠着海岛之山，清泉在屋侧流淌。”，何等的诗意盎然，真是此景只配天上有。当然，不“高尚”者，拒绝入内“除这100个会员外谢绝外人入岛居住。”，多么鲜明的等级观，多么“志同道合”的一伙。“王树春想让中国富豪们在这里拥有一个幽静隐秘的藏身处，一个干净无梦的卧榻,过一过捕鱼抓虾的幸福日子。他要使三门岛成为中国富翁‘消失’的去处。”，在疯狂的向社会摄取财富的打拼之余，在一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之后，中国富翁们可以来三门岛渡假小歇。
　　那么，在王树春们的眼里，什么人才算得上“志同道合”呢，“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与王树春达成合作协议，由王树春为其在岛上定制独立别墅。现在，万通筑屋也已准备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三门岛‘岛主’的招募活动，也就是寻找王树春梦想中的那100名隐士。据说，冯仑很想把这片美丽的岛屿推销给刘永好，邀请这位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来和他做邻居。”，请注意“隐士”的名头，古人云“大隐隐于市”，古之“大隐”者，深宅大院，香车宝马，挥金如土，倜傥风流，这在古代可能算是封建士大夫们憧憬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了，现而今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们所能够享受的这种“隐士文化”，同样是豪宅别墅，同样是挥金如土，同样是美女如云，同样是香车宝马，真真是“直把古代作现代”了。
　　王树春们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价是什么呢，“截至目前，王树春已在三门岛投入了八九千万元。…而维持整个海岛的运作，包括员工工资，每个月就要“烧”掉35万元的钞票。”,而分析起来，每一个“隐士”自己还得掏出上千万。多么昂贵的“先进文化”，难怪王树春们要树起“非会员谢绝入内”的招牌了，或多或少透出点“穷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狰狞嘴脸来。而且，记者大人并没有向我们展示，王树春们的“先进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内涵，我们只见到了一个34岁，就可以一掷几千万买下小岛开发权的暴发户。
　　够了，我们的社会如果还有起码的良知，就应该把目光转向另外一群。更多、更广泛的一群，2003年11月10日，新华网刊登了记者张军、王进业的长篇跟踪报道《一个农民工的百日生存实录 3个月只得现钱415元》，湖北农民工彭红平在115天内，“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却“为11个老板打过工”，但是“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在老板残酷的盘剥下，彭红平115天拿到手的收入是415元，415元，是富豪王树春投入9000万营造富豪岛资金的216867分之一。
　　彭红平在这个毫无良知，不讲人性的市场经济中，无疑是“失败者”，“我母亲60多岁了，双眼患白内障快瞎了，还得摸索着捡破烂换饭吃。去年我成了家，可媳妇嫌我穷跑了，至今没有音讯。现在母亲生病无钱治。我在城里打工十来年，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可现在家不像家，亲不成亲。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泣血的哀诉，反映了何等凄惨的生活场景，彭红平们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落后文化”还是代表了“落后生产力”？其实，彭红平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个群体，是数量不小的群体。
　　是彭红平们不努力工作？还是不想领略“先进文化”下的诗意生活？而现实是彭红平们为社会的付出，为生活的付出，超过了常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七八月份是武汉最为难熬的酷暑季节。彭红平先后为5个建筑老板工作，结果只拿到30元。”、“7月8日下午，武汉蔡甸区一个姓余的建筑老板让彭红平到汉阳区升关渡的建筑工地和泥，讲好一天工钱20元。筛沙、担水、搅拌只有他一个人，要供6个大师傅用泥。当时彭红平感冒未痊愈，干了整整一天，老板说他干活慢、不下力，一分钱没给就把他辞了。”、“8月30日，一个姓朱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招工，说到新疆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每月包吃包住1000元。彭红平就随他到了新疆一个偏远的小村。他说：‘每天要干12小时的活儿，天气冷得很，我带的衣服少，老板又不借钱买棉衣，强撑着干满一个月。谁知到结账时，老板说每月只有500元，还要扣除200多元烟钱，只给了300元。可从新疆到武汉的火车票就要370元。我们求爷爷告奶奶，也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最后只得买了张短途票，在10月6日早上逃票回到了武汉。接着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没想到辛辛苦苦省下的227元，一到劳务市场就被偷光了。’”、“10月17日，彭红平到家乡仙桃市杨林尾镇一私人老板厂里做工，主要是清洗编织袋。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夜里干八九个小时，他干了3天就累得受不了，共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
　　“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还有没有天理。当然，我们也看清楚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原来大大小小的“先进生产力”们的发家致富，离不开对“落后生产力”们的残酷盘剥，这不是个案，这是广泛的事实，是普遍现象，因为不可能彭红平碰到的都是恶霸，别人碰到的都是“善人”。我们仿佛又听到了1949年，从三座大山下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解放出来的劳苦大众们，喜儿们，包身工们，对恶霸地主、不法资本家的血泪控诉。与上述富豪“隐士”们“直把古代作现代”的“归隐”场景比较，这又是一种版本的“直把古代作现代”。
　　彭红平们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他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横在过道里。7月6日深夜1时，记者叫醒正在马路边沉睡的彭红平，他当时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记者临走时掏出20元，叮嘱他天亮后赶快去看病。但他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一直强撑到7日晚9点多，才到一个小诊所打了一针，花去18元；晚上用仅剩的2元住了一晚店。”，这不是什么具备起码的人的尊严的生活，与富豪们在骑马俱乐部价值数万、数十万的坐骑，与富豪们家中打一次针要花费几百元的宠物小狗的奢侈比较，可算是“牛马不如”。
　　唐朝大诗人杜甫曾经愤怒地指斥当时的社会现象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经过劳动人民数千年的抗争，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殊死搏斗，中国的劳苦大众才彻底推翻了造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制度。现如今，对照富豪们9000万营造富豪岛，与彭红平们115天收入415元，“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横在过道里。”，饥寒交迫，“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的悲惨人生，莫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再现？
　　这样的社会现实，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绝不相容的，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包括彭红平们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一边造就9000万营造富豪岛的少数富豪们，一边把包括彭红平们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推向贫困的境地。先进生产力应该包含了彭红平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先进生产力生产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惠及彭红平们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先进文化应该是彭红平们能够企及的，能够消费的，为他们服务的。先进生产力也好，先进文化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目的服务的，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小康的中国不需要什么富豪岛，需要的是彭红平们温暖的小屋！